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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重。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为“新学”，以示区别。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自然然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1860年以后有明显进步。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纸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1年以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很多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梁。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①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编》（1876—1892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②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1866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至1900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①这些日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年时期则成了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但其“体”应为工业化。②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肃把它付诸实施。1892—1895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和1896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①
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1890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②
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这种传统思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3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3第1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第9页。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17—18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页。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3第8页。
② 夏燮：《中西纪事》，卷17第1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5第6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34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1第1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14、32、34、52页。
①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0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3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第4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吴云：《两罍轩尺牍》，卷8第18—19页。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第5页。薛福成：《海外文编》，卷3第8页。
③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0页。张裕钊：《溓亭文集》，卷2第5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第25页。
② 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卷9第5—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39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7第16—17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1—2页。汤震：《危言》，卷1第13页。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第12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1第11—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第3—4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2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3、34页。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2第20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4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卷5第528页。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第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8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5页。关于西方影响使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3—134、234—235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714页。
① 郭廷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