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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个疯女人。”天天高兴地说，“但她很棒，是不是？以前她为了防止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呆久了做傻事，经常在半夜里带我出去在高架公路上飚车。我们喝得很多，还抽大麻，就这样我们很HIGH地游荡到天亮。再以后我就碰到了你，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你跟我们不太一样，是两种人，你有很强的进取心，对未来充满希望，你和你的进取心对我就意味着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相信我的话吗？我从不说假话的。”
“傻瓜，”我拧了一下他的屁股。他痛得尖叫，“你也是个疯女人。”在天天的眼里，不同于正常范畴里的人物，尤其是疯人院里的人，都是值得推崇的对象。疯子只因其聪明之处不被人理解才被社会认为是疯子，美的东西只有与死亡、绝望甚至是罪恶联系在一起才是可靠的美。比如患了白癜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割了耳朵的梵高、终生阳痿的达利、同性恋者艾伦·金斯堡，还有美国50年代冷战时期因被疑为共产党间谍关进疯人院、割去小脑叶的影星法默小姐。一生浓妆艳抹的爱尔兰男歌手Gavin Friday，在最穷的时候徘徊在饭店外只为了乞讨一块牛排，徘徊在路灯下只为了乞讨坐地铁的一毛钱的亨利·米勒，多么像一株自生自灭，生机勃勃的野生植物啊。
夜色温柔。
我和天天依偎着走在干净的淮海路上，那些灯光、树影和巴黎春天百货哥特式的楼顶，还有穿着秋衣步态从容的行人们，都安然浮在夜色里，一种上海特有的轻佻而不失优雅的氛围轻轻弥漫。
我一直都像吮吸玉浆琼露一样吸着这种看不见的氛围，以使自己丢掉年轻人特有的愤世嫉俗，让自己真正钻进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虫钻进一只大大的苹果那样。
这想法让人心情愉快，我拉起天天，我的爱人，在人行道上共舞。“你的浪漫都是即兴的，像急性阑尾炎。”天天小声说。几个行人向我们这边张望，“这叫拖着懒步去巴黎，我最喜欢的狐步舞。”我认真地说。
我们照例慢慢步行到外滩。每逢夜深，这儿就成了一个安静的天堂。我们爬到和平饭店的顶楼，我们知道一条翻过女厕所的矮窗，再从防火楼梯爬上去的秘密通道。爬过很多次，从来没有人发觉过。
站在顶楼看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楼影，特别是有亚洲第一塔之称的东方明珠塔，长长的钢柱像荫茎直刺云霄，是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轮船、水波、黑黢黢的草地、刺眼的霓虹、惊人的建筑，这种植根于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繁华只是城市用以自我陶醉的催｜情剂。与作为个体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关。一场车祸或一场疾病就可以要了我们的命，但城市繁盛而不可抗拒的影子却像星球一样永不停止地转动，生生不息。
想到这一点，让我自觉像蚂蚁一样渺小。
这种念头并不影响我们站在这积满历史尘埃的顶楼上的心情。在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奏出的若有若无的一丝靡靡之音里，我们眺望城市，置身于城市之外谈我们的情说我们的爱。我喜欢在习习从浦江吹来的湿润夜风里，脱得只剩胸衣和底裤，我肯定有恋内衣癖，或者自恋癖、当众裸露癖之类的毛病，我希望此情此景可以刺激天天的性欲神经。
“不要这样，”天天痛苦地说，转过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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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继续脱，像脱衣舞娘那样。肌肤上有蓝色的小花在燃烧，这轻微的感觉使我看不见自己的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身份，仿佛只为了全力制作一个陌生的神话，在我和心爱的男孩之间的神话。
男孩目眩神迷地坐在栏杆下，半怀着悲哀，半怀着感激，看女孩在月光下跳舞，她的身体有天鹅绒的光滑，也有豹子般使人震惊的力量，每一种模仿猫科动物的蹲伏、跳跃。旋转的姿态生发出优雅但令人几欲发狂的蛊惑。
“试一试，到我身体里来，像真正的爱人那样，我的蜜糖，试一试。”
“不行，我做不到的。”他缩成一团。
“好啦，我就往楼下跳吧，”女孩笑起来，抓住栏杆作势要爬出去。他一把抱住她，吻着她。支离破碎的情欲找不到一条流淌的通道，爱情造成的幻觉，肉体不能企及的奇迹，还有被冥冥中的神驱赶着失败但狂欢着的幽灵。所有粉尘扑向我们，粘住了我和我的爱的咽喉。
凌晨3点， 我蜷缩在宽大而舒适的床上，注视着旁边的天天，他已经入睡或者假装入睡了，房间里有种别样的宁静。他的自画像挂在钢琴的上方，是一张毫无暇疵的面孔，谁能拒绝爱这样一张脸？这灵魂的爱一直撕裂着我们的肉体。
我一次次地在爱人身边用纤瘦的手指自读，让自己飞，飞进性高潮的泥淖里，想象中永远有一盏罪与罚的长明灯。
三、我有一个梦
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伊芙·泰勒
一个女人选择写作这个职业，
多半是为了在男权社会里给自己一个阶层。
——艾瑞卡·琼
我是这样一个人， 对于父母来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恶人（在5岁时我就学会拿着一把棒棒糖傲然出走），对于师长或昔日杂志社领导、同事来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聪明人（专业精通，喜怒无常，只要看过开头就猜得出任何一部电影或一个故事的结尾），对于众多男人来说，我算得上春光滟涟的小美人（有一双日本卡通片里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个如可可·夏奈尔的长脖子）。而在我自己眼里，我是个很不怎么样的女孩子，尽管有朝一日可能会推也推不掉地成为名女人。
我的曾祖母在世时经常说，“人的命运好比一根风筝线，一端在地上，另一端在天上。上天人地都逃不过这命的，”或者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
她是一个头发雪白，个子小小的老年人，像白线团一样终日坐在一把摇椅上，据说很多人相信她有特异通灵能力， 曾经成功预测过1987年那次上海3级小地震，也准确地在死前3天向家人通告了她的死期。 她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父母家的墙壁上，他们认为她继续在保佑全家。也正是我的曾祖母预言了我会成为舞文弄墨的才女，文曲星照在我头顶，墨水充满了我的肚子，她说我终将出人头地。
在大学里我经常给一些我暗恋的对象写信，那些情书声情并茂，几乎使我出手必胜。在杂志社里我采写的人物故事像小说一样情节曲折、语言优美，以至于经常使真的变得像假的，假的变得像真的。
在终于意识到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浪费我的写作天才后，我辞了那份高薪的工作，为此我的父母对我再次感到绝望，当初还是我父亲四处托人才得到那份工作的。
“你这小孩到底是不是我生的？怎么老是头上长角脚上长刺？你说你折腾来折腾去为了个什么呢？”妈妈说。她是个柔美而憔悴的女人，她把她的一生都花在给丈夫烫衬衣给女儿寻找一条幸福大道上，她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也绝不能容忍女孩子穿紧身T恤时不穿胸罩故意露出｜乳头的形状。
“终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人活在世上安稳踏实最重要，人家张爱玲也说，人生还是以安稳做底子的。”爸爸说，他知道我喜欢张爱玲。爸爸是个微胖的喜欢抽雪茄喜欢和年轻人谈心的大学历史系教授， 风度翩翩，从小就对我溺爱有加，在我3岁的时候就训练我欣赏“波西米亚人”这样的歌剧。他总是担心我长大后会被色狼骗色骗心，他说我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宝贝，我应该慎重地对待男人，不要为了男人哭泣。
“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 隔了100条代沟。还是互相尊重，不要强求算了。反正说也白说的。我25岁了，我要成为作家，虽然这个职业现在挺过时的，但我会让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我说。
在遇到天天后我决定搬出去，家里又是一阵轩然大波，可以把太平洋掀翻。
“我拿你没有办法，是好是坏你走着瞧吧，就当没养你这个小孩。”妈妈几乎是尖叫着说，脸上有种被狠狠打了一拳的表情。
“你让你妈妈伤心了，”爸爸说，“我也很灰心，你这样的女孩最后要吃亏的。听你说那个男孩的家庭古怪，他父亲死得不明不白，那么他本人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可靠呢？”
“相信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说。很快我拿着一支牙刷、一些衣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