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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们家墙上呼着口号，突然一回眸，看见了躲在自家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她刷的一转身，指着我大声喝到我的名字：你给我出来！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可我已没处逃跑了，只得拉开门栓走到弄堂里。她纵身跳下墙头，冲到跟前，点着我的鼻子骂道：是你说我偷东西吗？她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我，我很无力地辩解说：不是我说的。她吼了一声：你还赖！就在此时，我看见她身后有一个人影，畏缩地一闪，心便使劲往下一沉。这是我们弄内的另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搬舌头，你明明知道她靠不住，可当她来到面前，甜言蜜语地一说，你又相信了她，告诉了她极其机密的事情。我确实很不谨慎地和她说过这话，至于是从哪里听来，我自己也忘了，很可能只是空｜穴来风的只言片语。我回答不出她的责问，退又无处退，逼得无奈，便很卑屈地瞎指了一个。这是一个最无权辩解的人，那就是这家的阿二，与这女生同班的同学。我说：是她告诉我的。她听罢头也不回地冲进他家院子，挤在抄家的人堆里，大声叫着阿二的学名，要她出来对质。这实在是一个恶劣的诬陷，在这样的情势下，可谓火上浇油，不知道会给他家带来什么祸事。他们一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她没把阿二叫出来，随她而来的是阿二的母亲，也就是阿大的。她脸上含着微笑，不慌不忙的。也不知怎么的，这女生此时也平静了一些，对着我说：她说她并没有对你讲过。我嗫嚅着，不知道这事该如何收场。阿大的母亲向我微笑着，没有一点追究的意思，她说阿二的脑子稀里胡涂，说过了也会忘记的，又说算了算了的，那女生竟也敛了声，放了我过门。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阿大的母亲，感激她的宽容，也感激她替我打了圆场。
阿大的母亲就是这样，你可以说她会做人，会做人有什么不好？会做人终究是她照顾别人，别人受益于她，和她在一起，你就会感到放心，舒服，愉快。那时候，寂寞的我，总是不识相地在任何不适宜的时间里，出现在她家，找阿大阿二做伴。她从来都对我亲切、和气，有说有笑。我们正处在发育的年龄，胃口特别旺盛，却苦于时世不好，经济都很拮据。我家的情形略好些，还能有五分一毛的零用钱，我们就一起出去逛街，到合作食堂喝牛肉清汤。那汤是真正的清汤，什么也没有，可是强烈的咖喱味和味精味却使它显得味很厚的样子，能解一些馋。喝得胃胀，然后很激奋地走在马路上，互相挽着胳膊。阿大的天性十分快活，开朗极了，处在这样不安的困窘的境遇之下，依然不存什么忧虑。这大约也得益于她母亲的遗传，处惊不变。这一种气质是非常优良的，它可使人在压榨底下，保存有完善的人性。其时，他家基本已是靠变卖东西度日。我们逛街的又一个内容就是去旧货店看她家的东西有没有售出。一旦售出就赶紧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在这样发发可危的境况下，阿大母亲还是生活得从容不迫。她每天一早就去买菜，买菜回来的路上，打一缸淡豆浆，回到家里，慢慢享用。有几次，她在马路上撞见我和阿大结伴喝牛肉清汤，吃熟菱角什么的，事后就笑话我们没口味，急煎煎的也不惬意。使得我们很感惭愧。
有一天，阿大兴奋地奔到我家窗下，很神秘地向我展开一张五角的纸币。这可是一笔大财富，够我们享用一大阵子的了。是阿大母亲给阿大一个人的，还要她保守秘密，别让阿二等妹妹们知道。从这捉襟见肘的财政中划出这样一笔钱，可是不容易的，这够阿大母亲喝大半个月的淡豆浆了。其实这是在帮阿大还情，也是给女儿面子的意思。这一天，我们破例在合作食堂里要了一份两面黄炒面，再加上牛肉清汤，真是无法形容的满足。
她家的女儿均长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亲的遗传。稍成年之后，我母亲就起意给阿二介绍男友。为什么给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却不便明言的理足由。那就是，其时阿大还在农村插队，衣食无着，前途无着，阿二则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虑终身大事了。这虽然合情合理，可对阿大多少是个伤害。虽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亲，但阿大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阿大还没有朋友，阿二怎么能先有。母亲虽然遭了拒绝，但却十分服气。就这样，阿大的母亲虽然在复杂的世事里应付得很婉转，可却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与人为善。多年以后，我母亲到沪上一家著名宾馆赴宴，见隔壁餐厅前写着喜宴的字样，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寻了进去。没等母亲从如云宾客中寻见阿大，阿大母亲就已迎了上来。她特意将新人引到母亲跟前，行了三鞠躬礼。据母亲说，阿大母亲竟然一点没有苍老，依旧美丽动人，穿着得朴素而得体，一点看不出是这对晚婚的新人的母亲。他们的婚礼是沪上布尔乔亚的一种，隔墙听来，没有半声喧哗，只在喜宴将临结束时，齐声唱起祝你新婚快乐的歌子。唱毕，轻轻地鼓了一阵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礼貌地结束了。
那医生家的，美丽的，高贵的，娇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妇，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遭际当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首先担起了这个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务。比如买菜，比如里弄里的学习。每当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处，狭小的、漏风的、晒顶的、油毛毡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她双手放在膝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外，并不胆怯地接受着人们好奇的注视。再比如每周四弄堂大扫除。她身穿高统套鞋，提着铅桶，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因为天寒，而在头上包一块羊毛方巾，围到颏下，系一个结。看上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她看起来还相当有力，提着一桶水稳稳地走着，拿扫把的样子也挺好。再然后，她便到里委生产组去接洽活计，编织小孩子的风雪帽或者连衣裤的活计。她频繁地出入于弄堂，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但她的美丽并不因此而受损，她依然引人注目。她的美是那种会对人形成威慑的，所以也容易激起人们触犯它的危险。其实，他们一整个家都具有这样的气质，会叫人自卑而气恼。他们家说起来真没什么大事，可却惹来了大祸，恐怕就缓出于此。
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还有野蛮小鬼的已成年的兄长们，他们对这一家格外地垂青，几乎每晚都要上门骚扰一番，以此寻乐。他们吃过晚饭，洗过澡，吸着拖鞋，就来了。砰砰地敲着门，终究也不知是要干什么，没来由地将这家出来应付的那个训斥着，提出的责问也是不知所云，因此便无从答起，于是就是不老实，再接一轮训斥。出来应付的往往是这家的长子，他压着脾性，不得不赔着笑脸，与这伙人周旋着。有一回，周旋得火起，竟挨了那当头的人一耳光。这于他如何能受得了，向来是养尊处优，这伙人在他眼里，是与瘪三无异的。心里头是天翻地覆，可也发作不得。那当头的一位，年纪也不小了，不知是个青工还是社会青年。他衣冠很整齐，足登皮鞋，样子也还不顶粗鲁，却居心叵测。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心里不知压了有多少下流的意趣。他这一耳光打过去，便得了满足似的，再嗜嗦了几句，得胜还朝。对着他们走远的背影，这家的长子从牙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他妈的，强盗！
那年头，也乱得很，到处都在竖杆子，遍地烟火的样子。不久，那长子的臂膀上也套上了一个红袖章，上写某某战斗队的字样。他不无显摆地骑车在弄堂里进出，也是表明身份的意思。就好比我母亲每晚临睡前，都要把我姐姐的别着红袖章的外套挂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一样，意思是你们是红卫兵，我们家也有一个。而那长子的气势显然是刺激了邻弄的那伙，他们在沉默几日之后，再一次上门滋扰。而这一次，这家长子却早有准备。似乎，这几日他一直在等着他们来，现在果真来了。他很爽快地打开了大门，与他们泡着，话头很硬，使得他们不甘罢休。正纠缠不清时，弄堂里忽然大兵压境似地驶进一队自行车，来人都袖戴臂章。他们下了车便直奔那伙人而来。那伙人其实也是草包，大革命中阿Q那样的人物，本来就不甚明白这家人的底细，更不知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