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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后世就将“弓剑”一词，用来代指对死去帝王的哀思。所以任渊说的“弓剑所藏之地”，就是指帝王遗体的安葬地，而不是指什么衣冠空墓冢；说这是衣冠空墓冢，就过于粘执和迂腐了，是对古代文士喜欢使用典故的文学手法不熟悉而引起的误解。比如说，本书开头提到，刘备惠陵的正面，悬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
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其中的“一抔土”，是指惠陵高大的土堆。但是，如果真的据此以为，惠陵的土堆，只有一双手就能捧起的那一点点泥土，从而得出惠陵体量非常之小的结论，同样就过于粘执和迂腐了。其实，这里也是在用典故。《汉书·张释之传》记载，张释之曾经对汉文帝说：“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意思是如果有愚民盗掘汉高祖的长陵，又怎样对他判刑呢？于是后世的诗文作品，就常以“一抔土”来代指皇帝的陵墓。此处任渊的“弓剑之地”也正是如此。
平心而论，后一种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认真细读任渊的长篇全文，就会发觉他对刘备的陵墓和祠庙，真是充满了敬仰之情，因而还写下“后世有读其遗书，过其陵庙者，未尝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怀思之也”的文句。如果仅是一座衣冠空冢，他应当不会如此倾心和动情。
接下来的争论发生在上一世纪的1961年9月，郭沫若先生路过奉节时提出疑问，刘备死在气温很高的夏天，当时交通不便，从奉节到成都逆水而上至少要30天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尸体肯定会腐坏，因此刘备的遗体，很有可能就近葬在奉节，并未运回成都。由于郭老身份特殊，此后刘备遗体安放地，便有“成都说”与“奉节说”出现，一度争执不休。
但是，郭老的说法正确吗？如果客观而理性评价的话，此说值得商榷。
首先，当年郭老在奉节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只在当地做过简短口头表述，此前和此后并无正规文字论著发表。这就表明：第一，这不是他长期潜心研究的课题，也不是在坚实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第二，他只是提出一种可能，并未认定这就是“无可怀疑”的定论。
其次，郭老路过奉节的年代，是他在历史名人身上做翻案文章的高潮时期。此前的1959年为曹操翻案，1960年为武则天翻案；此后的1971年又在杜甫身上翻案。为此发表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包括剧本、专著、论文等。令人不解的是，在刘备遗体是否运回成都的问题上，他的翻案仅限于口头上这一次简短的谈话，事后并未发表正规的考证论著。史学考证，全靠证据说话。他之所以没有发表考证论著，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足以支持其论点的证据。
与此相反，却能列举三大类的证据，说明刘备的遗体确实运回成都，也必须运回成都，而且完全能够运回成都。其中，第一类的证据，在陈寿《三国志》等史籍中已有明确记载，此不赘述。而第二与第三两类，涉及当时的丧葬文化，相当有趣，所以在此作通俗性介绍。
先说第二类，即刘备遗体必须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
刘备的蜀汉皇朝，自称上继两汉，并以“汉”作为正式国号，则其礼仪制度，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皇帝丧葬礼制，定然要承袭祖宗朝的汉家制度。加之刘备病逝之后，执掌朝政的诸葛亮，又是深受儒家礼仪思想熏陶，对汉家正统极其忠诚，→文¤人··书·¤·屋←对刘备知遇之恩极其感念的人，因而他所主持操办的丧葬大礼，更是会竭尽心力按照汉家的传统礼制进行操办，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纰漏和欠缺。
东汉皇帝的丧葬礼制，《后汉书》所附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有非常详细、明确而可靠的记载。按照记载，当时为皇帝办理丧事，按照时间先后，一共有如下六项法定的礼仪程序：
第一项，由皇后亲眼确认皇帝已经死亡的事实后，再以皇朝临时主宰的身份，下达正式诏书，将具体操办治丧事宜的重任，委托授权给朝廷的首席执政大臣。
第二项，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偕同朝廷大臣，与皇帝遗体第一次见面，共同确认皇帝已经死亡的确凿事实，然后向皇帝遗体哀哭诀别，类似于后世小范围内的遗体告别仪式。
第三项，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同姓皇族的男性和女性，朝廷的百官，上自执政大臣，下至宫廷的侍从官员，以及外地前来的各类来宾，都汇聚在宫廷大殿之下的广场中，向皇帝遗体哀哭诀别后，举行盖棺大殓，类似于后世大范围内的正式遗体告别仪式。
第四项，在已经盖棺的遗体灵柩之前，举行新皇帝的继位大典，以示皇权在生者、死者之间贴身无缝的传承和交接。
第五项，在已经盖棺的遗体灵柩之前，举行由新皇帝向先皇帝奉上谥号的典礼。
第六项，在新皇帝的率领之下，朝廷百官护送灵柩，前往陵墓安葬。新皇帝亲自放入重要的殉葬物品，作最后的告别，开始墓穴填土密封，全部丧葬仪式完成。
不难看出，上述全套礼仪程序，设计非常严密，其目的有三：一是要充分保障两大群体，即皇帝的亲属群体和朝廷的官员群体，对于皇帝死亡的亲眼确认权、悲情表达权，以及丧葬事务办理的委托授予权；二是要充分保障上述两大群体，对于新皇帝继位登基的共同见证权和由衷拥护权；三是要充分保障皇权从死者传承到生者之间的贴身无缝交接，从而使得新皇帝的皇权继承，具有无可怀疑的公开性、合法性和神圣性。
由于当时刘备的皇后吴氏，继承人儿子刘禅，以及朝廷的大多数官员，都一直留在京城成都，从未到过永安的作战前线，因此在刘备遗体没有运回成都的情况下，以上的六项法定礼仪程序，全部都无法进行。如果诸葛亮一意孤行，坚持要将刘备遗体就地安葬在永安，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意味着，两大群体的上述全部合法权利，都要被诸葛亮一人强行剥夺，而且还要造成在成都的刘禅，即使继位登基也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如此严重的政治后果，诸葛亮能够承担得起吗？能够完全不予考虑吗？回答是绝对不能。
因此，将刘备遗体尽快护送回成都，是诸葛亮当时必须作出的唯一选择。
下面再说第三类，即说明刘备遗体完全能够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列举证据之前，先将当时的有关情况弄清楚。
关于刘备死亡的准确时间。据《三国志·先主传》载诸葛亮对后主的上言，死亡时间是夏历的四月二十四日。按二十四节气而论，是小满之后，夏至之前。此时天气开始变热，但还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
关于当时从永安到成都的交通方式。最为便捷适合的，是直接连通两地的水路。水运载重量大，运行平稳，而且可以日夜兼程前进。从永安上船沿长江向西，经江州（今重庆市）、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僰道（今四川宜宾市），再转岷江北上，即可直达成都，总里程约为2000华里左右。刘备夏历四月二十四日死亡，五月诸葛亮护送灵柩从永安回到成都，历时一个月左右，平均每天将近七十华里，速度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
情况清楚之后，下面列举此类证据。
其一，比照秦始皇。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出巡，七月丙寅，病死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太平台）。李斯、赵高护送遗体灵车，从陆路取道西北，穿井陉关抵达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再从九原郡转向正南，沿着专用的“直道”，赶回京城咸阳。九月，遗体安葬于骊山。
从距离上说，上述陆路的长度，总里程约为三千华里左右，比从永安到成都的水路总里程，要多出百分之五十。从耗时上说，从七月到九月，耗时两个月，比诸葛亮从永安到成都的时间，要多出一倍。从工具上说，运送秦始皇遗体的是车辆，运行没有船只平稳，空间没有船只宽大，因而对遗体的照护条件就比不上船只完善。从气温上说，秦始皇死亡的七月，在节气上是立秋、处暑之时，气温要比刘备死亡的四月更高。
在距离、耗时、工具、气温这四方面因素都更为不利的情况下，秦始皇的遗体都能够运回京城咸阳，那么将刘备的遗体运回成都，诸葛亮也完全能够做到。
其二，比照西汉诸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