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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一派反对声中结束，袁世凯一气之下卧病不起，病逝于新华宫。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非帝制自为，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之故。他仍表示，共和万万无当于中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中，严复写了一首《哭项城归榇》以作悼念，然后就完全退居政界之外，沉浸于整理国故，批点《庄子》之中。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地关注着社会现实与世界变化，当欧战、内战爆发之时，他又著文评议。
1920年10月29日，病魔缠身的严复回到故乡福州，定居在郎官巷一幢由当时的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赠送的住宅中。
“投老还乡一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精神追求的执著与社会现实的残酷，加之病情不断恶化，风烛残年的严复，在日益痛苦的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心绪显得十分迷惘、灰暗而悲观。他在致熊纯如的一封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21年10月3日，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孕育而出的“旧法”固然也有精华，但更多的则是糟粕，如果不叛不离，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而遗嘱的最后一条，更是令后人深思不已：“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己轻群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似乎圆凿方枘。此时的严复，早年那种血脉贲张、激进图强的豪迈，已是他生命中十分遥远的童话。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终于走完了他那伟大而荣光、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享年六十七岁。
当年的严复，确曾走得很远很远，即以今日视之，某些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超前性。他在分析中国国情特征时曾经指出，中国尚处于宗法社会阶段，强烈的排他性遏制了文明之机的浸入与长成，从而导致民智低下，民力不振。他据此有力地反驳康有为只需三年变法中国即可富强的偏至论，认为变革于中国之艰且难，除民众的德、智、力须大力推进外，还须破小人把持之局，抑侥幸之门，万众一心奋斗几十年，方能出现新气象。严复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全都沉浸在一派过于乐观的气氛之中，以为一个自由繁荣、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转瞬之间就可诞生在世界的东方。几十年过去了，近百年过去了，当我们从是非恩怨、曲折徘徊的历史迷宫中走出，回首严复当年的启蒙之路，这才发觉他曾经推崇并期望过的东西，直到今天，仍没有完成，没有实现，甚至不具备施行的条件还在原地兜圈子，特别是某些方面，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萎缩了、退步了，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
作为一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晚年对君主立宪制度的推崇，对儒家孔孟之道的回归，绝不是在“中学”与“西学”这两极对立之间的简单往返，而是对中西文化的重新估定与评价，不由得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深沉思索，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如何建立一套不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旨归，而是适合中国土壤的自我评价标准体系，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推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发展，依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一道难以超越又不得不超越的标高。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严复的深刻与探索至今仍未过时。平心而论，我们对严复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直至今日还受着某些固有成见的约束。严复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努力探索，他一直寻找着的，是一种既高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优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高级文化模式。这一虽然没有实现的文化模式，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发展方向，也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苦苦追求的美好理想。因此，只要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没有彻底完成，民主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自由的期许并未全部兑现，严复就永远也不会过时。
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慈禧太后于晚清执掌实权，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循着昔日惯性轨道进入末世之后的一种必然呈示，一次颇具意味的“盘点”与象征：封建专制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幕后交易、暗箱操作、不择手段，慈禧虽非集大成者，但其垂帘听政使得这一特征更加具象化、表面化、象征化；封建王朝越强大越繁荣，便越开放越阳刚，越穷困越衰弱，则越封闭越阴柔，晚清时期既是满清王朝的暮年，也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末年，由女人慈禧长期主政，自是积贫积弱、阴柔至极了；慈禧前后三次垂帘，操纵权柄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个真实缩影，慈禧只需依附其上，凭借其惯性便能享受专制特权“终身制”，一直干到老干到死，最后才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慈禧的一生，从出生而老迈直至七十三岁病逝，总是笼罩在诸多朦胧而神秘的色彩与谜团之中，正如垂帘听政时那躲在布帘背后若隐若现的身影，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却又难窥其人，难睹其面。
首先是身世之谜，诸多野史、轶闻、逸事、笔记在传闻故事的基础上穿凿附会，大肆渲染，仅出生地就有“北京说”、“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山西说”等五种说法。就连慈禧被选入宫，也经过一番加工处理“目的化”了，虚构为创建清朝的努尔哈赤与古代海西女真叶赫族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姓叶赫那拉氏的慈禧为报先祖之仇，便开始了一系列进宫受宠、夺权弄权、颠覆清廷的“宏伟大业”。还有一则更为离奇却为普通百姓深信不疑的故事，某县令吴棠派杂役携银三百两祭奠亡友，却将银两错送到慈禧姐妹送父归丧的船上，吴棠为“放长线钓大鱼”，也就将错就错地扮演了其父亡友的角色。慈禧于这一无疑于雪中送炭的仗义之举铭记于心，以后知恩图报，任命吴棠为四川总督。又传慈禧最初受咸丰宠幸，是因擅长地方曲调之故，所以又派生出两种传说，一说她生在江南，唱南方小曲是其“拿手好戏”；一说她家贫无以为生，便在北京充当号丧女以资糊口，担任丧娘的阅历练就了慈禧喜曲善唱的献媚本领……
其实，根据故宫档案记载，慈禧老家就在北京西单牌楼劈柴胡同（今北京西单辟才胡同）。以慈禧先祖、父亲的任官时间及地点推测，她的出生地应在北京。而叶赫那拉氏家谱中的记载则十分明确：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公元1835年11月29日）卯时，出生地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取名叶赫那拉·玉兰，刚一出生，计有男差、妇差各八人精心照料。近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一份清朝皇帝遴选秀女名单，上有慈禧妹妹，也即醇亲王奕譞福晋、光绪皇帝生母的选秀记录，记着她的出生年月、生世渊源等，特别是详细住址一项，可进一步证实慈禧确为北京人。于是，“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便不攻自破，但始于1989年6月的“山西说”却令人真伪难辨。“山西说”认为慈禧是汉人，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四岁时卖给他人，十二岁又转卖给潞安知府惠征——也就是清宫档案记载的慈禧父亲为婢。后受知府夫人看重，收为养女，咸丰二年（1852年）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应选入宫。“山西说”之所以受到专家学者重视，在于有大量的慈禧遗迹、遗嘱、遗物以及民间传说为凭。但此说也有许多经不起史家推敲、考证的存疑之处，可视为“北京说”的一个参照，“对慈禧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的重要补充”。于“山西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慈禧是山西长治人》一书。
不论出生北京还是山西，慈禧于1852年选入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