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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战争中积极变革，大量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科技成果，促成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流与融合。以曾国藩建立安庆军械所为先导，渐次发展为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其源流不得不追溯至太平天国。尽管《南京条约》已经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重蹈前次失败的覆辙，但清廷并未产生真正的警醒与紧迫。只是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这一迫在眉睫的需要，才不得不掀起了一股实质性的学习西方热潮。
太平天国作为人类梦想带有缺憾的实践，并未因其失败而淡化远去，在遥远的古代历史深处有其回响，在其灭亡之后的日子里也有永久的记忆与复活的迹象——1862年11月23日，以文天祥自比，矢志忠于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环笱褐两髂喜龊Γ傩糖埃聪乱皇拙溃骸傲僦沼幸挥铮灾男牢俊Ｌ旃淝忝穑毡馗瓷！�
是的，太平天国虽然灭亡了，但各种改头换面的“天国”在此后的世界确曾不断复活，并上演着一出出大喜大乐、大悲大恸的人间活剧。
人类的潜意识里，总是对未来、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邪恶、公平善良、正义纯粹的理想社会。于是，便有许许多多自命为救星，自称为先知，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圣人，比照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完美，推导、构想、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并许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蓝图去做，人类就有福了，就会升入天堂——不必死后就能享受的人间天堂。
以空想、幻想、梦想切入现实，导致的负面效应远甚于正面作用！
救世者的动机无可怀疑，这些推导、设计出来的美好社会也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只是完全忽略了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邪恶。说到底，人类只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天使与魔鬼兼具的动物。劣根性一旦激活，邪恶一旦释放，将给设计的美好蓝图带来颠覆性的解构效果，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祸患。就曾有过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施行、实现而言，仿佛中了邪魔一般，竟无一例外地重蹈着太平天国的一幕幕悲剧：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无可避免的镇压内讧与争权夺利，军营化的社会管理模式，视商品经济商业贸易为洪水猛水，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专制集权的野蛮，毁灭一切中西文化的虚无，假美好名义实行的暴政，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大公无私的口号，愚民主义的政策，禁欲主义的盛行，扭曲人性的邪恶……
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也无法凌空蹈虚，更不可能推翻一切后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诞生，只能一步步地改进完善，逐步过渡。
就人类现实生活的本质而言，纯洁无瑕、完美无缺的社会只是一种想象，是数学中的一个无穷值，只能接近、靠近、逼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
“天国”并不遥远，“天国”并未覆灭，“天国”若隐若现，它留给我们的话题，传给我们的警示，带给我们的启迪以及可供涂抹、诠释、扩张的空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论及曾国藩，免不了将他与洪秀全进行一番比较。
两个从未见面的死对头，人生之初并无多大差异。与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家族也是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曾玉屏时，曾家情况才略有改观。曾玉屏恪守祖辈留下的“以耕养读”传统，不仅置有大片田地，并以曾氏宗族首领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一带的地方精英。曾国藩大洪秀全三岁，五岁开始读书，七岁从父课读，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五岁攻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两人从小接受的全是儒家传统教育，所读之书大同小异，且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皆直奔同一“主题”——科举高中。
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洪秀全参加科举考试，连考四次，结果连最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捞到，转而求之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而走上反清、反儒的叛逆之路。曾国藩参加科考，虽然艰难，也有过两次会试不中的记录，但一路走来，过五关、斩六将，考秀才，升举人，于1838年中进士，将三级功名一一纳入囊中。就在洪秀全第四次府试落第的1843年，已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参加翰詹官大考，列二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擢内阁学士，1849年授礼部侍郎，此后四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与荫庇的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仕途冗乱的清朝末年极为罕见，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清政府六个部门，曾国藩便在五部之中任过侍郎，使得他对清廷各部门的情况极为熟悉，见识、才能大为增加。他日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这段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表面看来，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分水岭在于科举之途。其实，在此之前，两人的发展道路就已显出不同端倪。
曾国藩虽然进京赶考的路费都向他人借来，但其家境要比洪秀全殷实，可以一门心思读书科考，不必为生计担忧。洪秀全则是举全家之力供他一人读书，第一次秀才不中，只好自谋生路，一边开馆授徒，一边准备科考。曾国藩得益于耕读传家的宗族渊源，最先就学于父亲，书也读得扎实而系统；洪秀全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读于他人，书读得杂，学习方法不如曾国藩得当。两人资质自然都不错，算得上聪颖灵慧，但并非那种所谓的天才、神童之类。只是洪氏家族将洪秀全视为光耀门庭的支柱，洪秀全本人也在期待、吹捧的氛围中飘飘然不知东南西北，从小便萌生了一种“救世主”的味道与派头。而曾国藩家教极严，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虽务农为生，并不是那种纯粹的农民，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还考了个秀才功名，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祖父曾玉屏常以不少警句似的大白话教育曾国藩：“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鼓励与督责兼而有之，还教他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这些，都成为曾国藩终生受用不尽的座右铭。因此，与洪秀全相比，曾国藩从小便懂得自我节制、适可而止，他常说自己天性“钝拙”，无超常之处，哪怕位居人臣之极，也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从未居功自傲。父亲曾麟书留给儿子的是“积苦力学”，以孝治家，并以儒家理念要求后辈，他曾自撰一联道：“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曾国藩从母亲江氏身上则继承了敢与困难周旋的倔强之气。这些，都培养了曾国藩克勤克俭、倔强自立、坚持不懈的优秀品格。
当然，科考成败是决定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关键。洪秀全哪怕仅仅考中一个秀才，恐怕也不会转向基督创立上帝教揭竿而起。不过，要是曾国藩终生连个秀才也捞不到的话，肯定不会走上信教反清之路。他的故乡湖南湘乡白杨坪村，比洪秀全的故乡更为偏僻封闭，曾国藩当时到得最远的就是省城长沙，长沙不是通商口岸，连个基督教的影子也见不到。加之曾氏家族有着不信医巫、不敬鬼神的传统，祖父曾玉屏教导曾国藩要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因此，哪怕曾国藩遭受再大的打击，肯定不会陷入装神弄鬼、走火入魔的地步。以曾国藩的家教及环境而言，如果他未能取得科举功名，也只能是像他的祖辈那样，继续奉行“以耕养读”的传统，一辈子默默无闻地终老故乡。
然而，曾国藩最终走出了大山的环抱与封闭的故乡，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成为封建官僚运转机构重要部位上的一颗“螺丝钉”。此后的道路与发展，曾国藩与洪秀全两人，更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成为一对悬殊极大、反差强烈的比照：
洪秀全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典籍，捣毁庙宇偶像；曾国藩以书生举兵，有意淡化满汉之争，打着维护恢复儒家名教的旗帜以复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为目的。
洪秀全进军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后，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除了删改典籍，写写宫闱诗，发布诏令，其他什么书籍都懒得看了，从未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