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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平天国的劲敌曾国藩则与洪秀全完全相反，他自己就是进士出身，对天下士人的文韬武略与广泛号召力极其重视，尽可能地将他们纳入自己麾下，进入幕府，参与机要决策，放手重用。曾国藩幕府中四百九十七位幕僚，其中进士七十四人，举人七十三人，贡监生员一百五十四人，士人占幕僚总数的60％。他们之中，除饱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士人外，还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通晓西洋之学的人才。据罗尔纲先生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比例为58％，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则达67％。
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不是落第秀才，就是大字不识的穷苦农民。读书少，见识与谋略自然短浅。自己没有文化，只要真正重视天下读书之人，为我所用，也可弥补高层领导缺少文化之缺憾。可太平天国阵营中读书人极少，《武昌纪事》对此写道：“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不仅如此，哪怕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百姓之中，也“唯读书人最难度日”。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与清廷的较量，也可视为一群农民与一批士人之间的交锋。时间一长，战局的结果与天平的砝码逐渐失衡，渐渐偏向代表清廷利益的曾国藩一方，也就势所难免了。
外部各种反对势力层层围剿、步步紧逼，而太平天国高层内部，又出现了兄弟失和、内讧倾轧的严重失控局面——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天京事变。
早在广西紫荆山传教时期，洪秀全、冯云山与杨秀清、萧朝贵之间，就存在着十分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其转折点在于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营救，上帝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之时，杨秀清与萧朝贵乘虚而入。后又有韦昌辉、石达开二人，以实力、忠诚、勤勉脱颖而出。起义前夕，由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六名客家人共同构成上帝会核心领导阶层，并按上帝教解释，由耶稣与他们六人组成兄弟关系，耶稣为上帝长子，其余则以年龄为序分别为第二子到第七子。金田起义后，洪秀全与其他五人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兄弟关系。起义前冯云山一直位列洪秀全之后，因他不仅与洪秀全一同创建了上帝会，而且以一己之力打开了广西传教的艰难局面。而当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被确定之后，冯云山的地位下降了。建国之初分封五军主将时，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冯云山已位居杨秀清与萧朝贵之后。永安封王时，洪秀全更是发布诏令，明确宣布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
表面看来，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崛起只是导致了冯云山地位的下降，事实上则削弱了洪秀全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太平天国集宗教、军事、政治于一体，作为最高领导人，洪秀全自然也是集宗教教主、军事统帅、天国之王于一身。而当杨秀清、萧朝贵托天父、天兄下凡之时，一种相当奇特的现象出现了，作为上帝次子、耶稣胞弟的洪秀全不得不俯首于杨秀清、萧朝贵两人，恭听由他们口中转述的所谓上帝、天兄之言。
洪秀全的最高权力受到了严重挑战！
起义之初，因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三人之间的相互制衡，加之忠诚厚道的冯云山居中调停，并未形成明显冲突。随着冯云山在蓑衣渡遇袭中炮身亡，萧朝贵攻打长沙遇难，权力平衡的态势就此打破。定都南京后，六王只剩四王，而韦昌辉、石达开资历较浅，于是，权力之争便聚焦在洪秀全与杨秀清两人身上。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把握与主持，除重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外，一般不过问军事、政事，统筹全局的实际大权由杨秀清一人执掌。
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纠缠着一些无法厘清的关系与难以解决的矛盾：洪秀全为宗教之主，杨秀清却时不时地代天父下凡干涉干扰；洪秀全是主掌政权的天王，而所有世俗大权却归于杨秀清一人；洪秀全是公认的太平军最高首领，可他却将军权完全下放，规定所有军队全归东王节制，弄得自己没有一支亲自掌控的武装力量可供驱驰，最后平叛之时，也不得不假韦昌辉之手。
杨秀清从小生长于闭塞的深山之中，五岁失去父母，由伯父抚养成人，真可谓“零丁孤苦，困厄难堪”。在受尽至贫至苦之磨难的同时，也培养了杨秀清坚韧独立的不屈精神。他虽“失学不识字”，但才智过人，天赋极高，据他自己所言，诗书典籍“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在与清军的多次殊死搏斗之中，杨秀清的实践经验、指挥才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说他是一位军事天才、政治天才一点也不为过，有时仅凭一股本能与直觉，就能在具体的取舍中选优弃劣。由广西转战天京，杨秀清指挥作战，无往而不胜。除洪秀全之外的所有太平军将士，他都有权指挥调遣，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于是，昔日压抑自卑的心理不仅得到了有力的补偿，而身为孤儿所独有的无羁无绊、我行我素、缺少温情、孤傲残忍等更是暴露无遗，哪怕一人之上的洪秀全，也成为约束他的一块心病，一道阴影。攻取武昌之后，在进军奠都的重大决策上，作为读书之人的洪秀全，眼光毕竟比他高过一筹，力主进军中原。而杨秀清目光短浅，仅仅盯着富庶的南京，认为那里就是人间天国的温柔之乡，凭借实权与谋略，最终迫使洪秀全就范。他还经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将洪秀全玩弄于股掌之间，动不动就是天父附体，要洪秀全下跪听旨。在定都天京后的三年时间里，杨秀清以天父名义频频“下凡”多达三十余次，借以神化自己，教导、压制、训诫、斥责洪秀全。一次，杨秀清以天父名义指斥洪秀全犯有踢打娘娘、教子无方等过错，欲杖责四十大板，众臣苦苦相劝才告罢休，弄得洪秀全颜面扫地、威风全失。此外，杨秀清还大肆制造舆论，把太平天国的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差不多成为一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他授意编写的《行军总要》对他个人评价是：“功烈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
所有这些，洪秀全都忍了。究其原因，一则从全局出发，免得兄弟间伤了和气；二呢，洪秀全陷于自己制造的迷幻之中，久而久之，也真的相信天父附体这么一回事儿了；三者，他的确无意于世俗之权，放手让东王去办，只要不过离谱、不太僭越就行。
而杨秀清却半点也不懂得适可而止，个人欲望简直膨胀到了极点，竟然上演了一出逼封万岁的把戏。
在杨秀清眼里，洪秀全已成为他随意把玩的一个木偶。如果说占据武昌时两人还在定都及进军问题上有过分歧，那么奠都南京之后，一切大事小事，差不都是杨秀清一人说了算，哪怕是最重要的大事，高兴了向洪秀全说一声，木偶似的天王从来不敢吐出半个“不”字。要是事情稍不顺心，他就借天父下凡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压制整治洪秀全。杨秀清对洪秀全如此，而对其他人等，就更不在话下了。同为上帝之子的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虽为朝中第三、四号人物，见了杨秀清也要行下跪礼。他曾借机杖责韦昌辉四十大板；惩处顶天侯秦日纲、佐天侯陈承瑢、卫国侯黄玉昆，分别杖责一百、二百、三百大板；天官正丞相曾水源、东王府吏部尚书李寿春被人告密，说他们俩在东王重病期间无动于衷，杨秀清大怒，以“欺天欺东王”罪名向其“推出斩首示众”。
尽管飞扬跋扈到了极点，但杨秀清不得不借助洪秀全的天王权威与笼罩在头顶的神圣光环。他想篡夺天王之位，又恐众人不服，便逼洪秀全亲口封他万岁：“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即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在确定了赐封万岁的日期之后，杨秀清便得意忘形地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