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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致。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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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他们按照我母亲的推荐点了菜，请我母亲一块儿吃。我母亲想，跟着他们不花饭钱，说不定住店钱也能省掉。我对我母亲的直觉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触，头五分钟就能确定此人将给她多大益处或害处。她立即确定这四位外省人不会给她太大害处。一边吃着饭，我母亲听他们谈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戏、剧本、角色。她在席间也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她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是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