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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一听，明白了，笑笑说，我也曾是一个大兵呢。当初，就是以大兵的身份来到这个地方的，这点像你父亲。我也是念过大学的，没念完，嫁给了革命，这点像你母亲。
茹嫣笑了，说，要往上数呢，母亲那边倒还有一些读书人，于是说了明清两朝的几个名字。
卫老师说，你看，文化基因很厉害的，便是被革命一刀斩断，隔代又生长出来。
说话间，卫老师就咳嗽起来。达摩便问怎么回事。
赵姨说，夜里咳得更厉害。大年三十，他硬要洗澡，说是干干净净迎新年，结果着了凉。
卫老师依然是八十年代初期分得的那一套三居室，已经很旧了，暖气也停了几年。按级别，卫老师应该住上更大更好的房子了，不知怎么，就这样一直住了下来。
茹嫣说，那要赶紧看看，上了年纪，呼吸道的毛病不能马虎。
茹嫣就说起南方的怪病，说起姐夫的遭遇。
卫老师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和你一样啊。
达摩说，怕就是茹嫣女士的大作呢。
卫老师就说，当时没注意谁写的，我还把它转给了几个老朋友看。我觉得那一篇东西很真实。真实的东西，看得出来，就像假的也看得出来一样。
大家就又谈了一会儿怪病。
卫老师说，其实，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瘟疫恶疾，是很正常的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欧洲历史上几次大瘟疫，人口死了一半，现在他们不依然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就把它政治化了。我记得解放初，就有这种内部规定，重大传染病不许乱说。那时候，老百姓之间消息闭塞，不说就等于没有，很有效。别说隔个一两千里，就是城东发生的事，城西也不知道。当时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如果说了，不管是不是实事，可能就是别有用心。
然后，大家就顺理成章地说起国内外大事，腐败问题，修宪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朝核问题，巴以问题，西亚问题……天马行空，纵横捭阖。
天下大事说完，达摩就说，我刚添外孙了，年三十夜里。
卫老师吃了一惊，哈哈大笑起来，你有外孙了？你竟敢有外孙了？你才多大呀？
达摩说，五十一了。旧社会，该叫半百老人啦。
卫老师直摇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时间太厉害。也是，从我在陶陶斋见到你，一晃快四十年，难怪古人说人生如梦。
大家就算着说着感叹着。
卫老师说，有了外孙，如何感觉？
达摩说，总觉得是添了个儿子一样。没找到做外公的感觉。
大家就笑。
卫老师说，不便去看他，得给他点什么礼物才好。
赵姨也说，缺什么，跟我们没客气可讲的。
达摩说，什么时候有兴致了，写幅字，就是最好的礼物。
卫老师说，这个我答应。总还得有点别的，你就不管了。
每次聚会，卫老师都会像少年与同伙们分享隐秘一样，说一些近期各类动态、传言、好书好文章。达摩和毛子也回敬一些此类信息，都说得兴致勃勃的。
对于茹嫣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来说，这些人，这些话，都是新鲜的。但是她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一想，便连接到遥远的俄罗斯，连接到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们笔下的一些人物。在空气中能够嗅到一种锋锐的、热情的、反叛的、诡秘的，甚至危险的气息，你总能感觉到他们身体内有某种力量在漫溢出来。他们许多看似平平常常的话，也能够读出里面的多种意义，让人总是充满一种紧张感。不论是对思想，还是对智力，都是一种挑战和刺激。
见大家大过年的只顾说一些天大的话题，赵姨笑笑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呀？一见面就是天下大事。便让大家吃点东西，说是过年前，她和卫老师专门去买来的。
卫老师应付事似的剥开一只香蕉，小小咬一口说，刚出一本书，给你们一人一本，算是压岁钱吧。
便让赵姨去书房取来。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就开始了文字生涯的人，卫老师直到六十岁之前，没有一本书。八十年代以来，每隔三五年，就会有一本书出来。到了九十年代后半叶，几乎年年都有书出，而且是越来越有份量，越来越有味道。卫老师的书，很随意，往事，友人，读书，音乐艺术，思想文化，涉猎范围很广。近几年，卫老师将数十年前的一些思考，写成了一些随笔、散论，其尖锐深刻在读书界知识文化界引起很大震动。卫老师出了书，不论样书多紧，“青马”的几个是每人必有一本的。卫老师的一个老友，给他刻了两枚闲章，一枚是“七十不惑”，一枚是“八十知天命”。他很喜欢，便用来做书章。前一枚，过完八十大寿之后，就收藏起来，启用第二枚。
赵姨拿来三本书，递给每人一本。书名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制度的对话》，达摩和毛子的已经题签好。
茹嫣一看自己的还是空白，便说，您得给我签名啊！
卫老师说，我不知道今天还有一位新人来——说着从茹嫣手里拿过书来，问茹嫣是哪两个字？
达摩说，如果的如，心不在焉的焉。
茹嫣说，写我的原名吧，要不然别人会以为您写了别字。
茹嫣就告诉了自己的原名。
卫老师说，茹毛饮血的茹啊？怕是胡人后代呢！骑马打仗的游牧部落。
茹嫣说，我母亲也这样说过。只是那些骑马打仗的先人没文化，没有留下家谱，只好乱猜了。
卫老师一笑说，胡人后代也可以如此斯文了。那个写小说的王安忆，好像也谈到这一点。要算母系的话，她也该是胡人之后，我记得好像是突厥。
卫老师戴上眼镜，向茹嫣凑近一些说，我来看看，有没有一点突厥人的样子，该有一点异国风情才是。
经卫老师这么一说，达摩和毛子说果然就看出一些异国风情来。弄得茹嫣红了脸。
茹嫣接了卫老师的书，高兴得什么似的，这是她此生第一次得到作者的赠书。还是一位这么让她喜爱让她尊敬的作者。
毛子一边翻看着书，一边就突然冒出来一句话，指了指达摩说，前些日子，我和他大干了一仗，差一点打翻脸。
达摩说，你看，恶人先告状了。
卫老师恶作剧地笑笑，问，干什么仗？是不是为了茹嫣？
大家笑了。
毛子说，为我的一本书。
达摩说，对，还是坦白从宽好。
毛子说，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说起那本书，一想，还是说了痛快。就像那一年专案组对我说的，早交代早痛快。
没想到毛子刚刚说了那本书名，卫老师就说，我知道。
卫老师这么一说，毛子就不知道再如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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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说，你那书一出来，就有人给我说了。我本想等你送我之后，读了再说。只是你一直没有给我。我知道，你不愿让我知道这本书。
毛子脸色有些尴尬。
卫老师一笑说，你有你的难言之隐。
毛子说，是的，那本书我谁都没有给。
卫老师说，后来，还是有人给我拿了一本来。读完之后，我很难受，想了很多问题。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何其业他们回来那次，我曾经说到，青年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到犬儒主义的变化？
达摩和毛子说，有印象。
卫老师说，当时我很想就你这本书再深谈一下，不知怎么就没有勇气了。当时，也看出何其业他们的变化，万里归国，一两句话又说不清楚，就不说了。我前半辈子，孤家寡人，只有你们几个患难之交，对于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后来这一二十年，重返社会，但是真正的知交也并不多，原来的老对手们，没有和解，反倒结下新的恩怨。最让我伤心的是，一些我原来的同类，也有很多渐渐疏离。我知道，我们原来就有许多不一样，只是阴差阳错，让我们有了一些表面相似的命运而已。但更多的是，我后来的姿态，我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有些难堪，因为他们从我身上，也看到了我们的不同。他们希望让所有的房门上都打上叉叉，一旦有些人不再愿意被打上叉叉，这种难堪就出来了。我也曾对你们说过，许多老人有他们的难处。各种思想上的禁锢就不去说它了，他们已经失去了重新创造新生活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希望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弥补多年来失去的东西，他们希望有好的医疗，让自己晚年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