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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时每年过年妈妈都会请裁缝为我做一套小军装，缝上红领章，戴上买来的小军帽，简直就是典型的小红卫兵。在年三十的晚上，穿着新衣，带着新帽，我就会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反剪着手，像开批斗会时场部书记那样，官腔十足，偶尔还学上几句，妈妈说很像，说我有官相。不过我那时学什么人说话，多少都有点像，还偷偷学过毛主席在天安门的讲话，但被爸爸毒打了一顿。从此我再不敢学别人的说话的声音。我的爸爸在这方面是很注意的，主要是我们家的阶级成分不好。我的爷爷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小军官，后在未解放时就弃暗投明，加入共产党，本想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好好过日子，可又偏偏遇上文化大革命，整日的批斗，逼得我爷爷就差点自杀。后又牵连我的父亲和我整个家庭，没有办法，爷爷为了保全我的父亲和我们全家，就和我们断结了关系，结果他还是被押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劳动改造，一直到1982年才从劳改农场回来。我也是在那时第一次看到我的爷爷。
由于当时中国的时局在不断地变化，场部也在大喇叭里宣读一些关于中央的最近文件精神。空气中的气氛一夜之间发生质的变化。再没有批斗，没有学习班，大家似乎觉得国家在变化。家家户户天一黑就关门，没有人敢议论，只有沉默和等待。我们队的民兵连长也没有往日那样威风，枪也上缴了，上面工作组的人找过他，听说要他将文革关于批斗的事写成报告，上报上级局办等待处理。整日看到民兵连长只要一出门，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他总是戴着一顶破草帽，帽子总是压得低低的，像是很怕见人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民兵连长在文革期间是个大红人，队里谁都要服他，否则拉你出去批斗，不知是批斗具有残酷性，还是场里人胆小怕事，一听到要开批斗会，大多数人的腿都会发软，眼睛六神无定，都会想想自己是否犯错误。队领导和民兵连长站在台上，环顾坐在台下的工人，永远是那一句话：“有问题，就要向毛主席交待，向党和人民交待，否则批斗你，送你上学习班。”民兵连长背着枪，腰扎武装带，始终站在台的右边，时不时动动背上的枪，每一次动一下，台下的人，个个会显得很惊慌。现如今，队里的大多数人不再惊慌，不再恐惧民兵连长，他们在等待党中央更新的政策的到来。
要平反。迅速在果园场内传开。往日被批斗的那些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腰板明显地变直，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宏亮。陆续有上级来人调查材料，一些武斗分子被工作组相继带走。有些单身汉还接到通知，要调回原籍工作，有的恢复领导职务，有的要回城。在他们离开时，他们都会跪在渠道边大哭一场。的确，在思想和精神方面，他们受了十几年的折磨，身心的创伤太深，无法抹平，终于熬到出头之日，现在要走了，要离开这里，今生可能不会再来这里，多少还有点难以离舍。没有接到平反和调令的，队长家里和场部的门都挤破了，一天要打听几次。领导只有安抚他们，多少年都熬过来了，现在又有好政策，再多等几天，又有何妨呢？
单身汉中的知青，当听到他们要返城的消息以后，根本就没有心思在队里干活，队长也没有办法，就由他们，食堂每次吃饭时，饭碗个个敲得铛铛响，其实队长怕他们闹事，他也不离开他们半步，坐在旁边抽着烟，默默地看着他们，就让他们唱呀、跳呀，又是笑声又是哭声。队长知道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来自遥远的地方，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果园这么多年的劳动，他们的身心已经很疲惫，也再经不起来自政治上的任何波折，他们有分寸，他们只是想发泄心中的苦闷，想通过笑和苦来解脱自己。终于有明媚的春天，风雨之后总会有彩虹。
单身汉走了，也有很多没有走，他们在果园成家生子，割舍不了亲情，带上儿女千里迢迢，回到原籍看看父母和兄弟姐妹后，还是回到果园。这里是他们的家，这里有他们青春的痕迹。
果园场的一切在时代的变迁中，一切都变了。所有人都没有预测到，所有人都惊奇地发现果园里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
果园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曾经在果园场劳动过，付出过青春，付出过汗水，他们造就了果园，发展了果园。
虽然果园场是一个小世界，但这里面也浓缩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那些人物、事件、场景，还有一些声音，还有空气中飘荡地某些气味……是的，也许他们过于锁碎，没有逻辑，但有各自不同的声音，有各自不同的喜悦、悲伤，它们不一定有太深的人生哲理。但那是平凡中的平凡，是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琐事。他们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又是那样的凄惨，他们具有强大的真实感，没有色彩，只有朴实。
第二章 黄老头
我记忆中的黄老头已经岁数很大，大约有六十岁左右。是专门负责队里放牛，和我们住的地方相隔一段距离，准确地说是和牛在一起住。
小的时候我很怕他。他矮矮的身材，光光的头，五官还算端正，没有多少牙齿，说话的声音很大。他有一个嗜好就是：爱管闲事。我们二队的大小事他都要过问，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得让他知道，他要充分享受工人的基本权利，在生产里，人称二把手。
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一个好老头。在那个岁月里，受过党几十年的教导，做什么事都非常讲原则，特别是集体利益很注重。黄老头一生单身，听说他年轻时参加过抗日战争，日本人进攻宋埠镇时，他和游击队在宋埠沙桥头和日本鬼子打了一场恶仗，双方伤亡很大，最终战斗还是打赢了。他又转战县城，仍坚持抗战，还参加了解放战争。又听说全国解放后在部队担任不小的军职。由于年青，在战争时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战后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婚姻。可他却偏偏恋上了部队领导的老婆，那时部队的领导通常年龄很大，老婆的年龄都很小，黄老头年青英俊，嘴巴能说会道，讨得那位领导老婆的喜欢，时间一长，两人眉来眼去，终于擦出火花，被领导知道了，随即部队工作组找他谈话，后看在他为革命作出过贡献，何况这种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部队党委研究决定，给他一个处分，解除军职，送回原籍，可是回到原籍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再后来在果园场1957年建场时被民政部门安置到果园场工作。开荒种树，整日劳作，从年轻到年老，再也没有离开这块土地。到退休年龄，他无儿无女，没有地方去，镇上弟弟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主要是黄老头舍不得离开果园，舍不得离不开大家，就选择帮队里放牛。在他年老时也偶尔会和场里中年妇女们说说开荤的话，但他时常是和一大群妇女嘻闹，从不单独与女的嘻闹，也从不和未结婚姑娘开玩笑。因为这些女的要么是有家室，要么是没有结婚，要么是领导的老婆或亲属。他怕自己一个单身和她们单独相处又会出现问题，怕惹来一些风言风语，更怕像年轻时那样因此而受处分。他一生就因为这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他觉得这样过，一个人自在、轻松、安全，没有负担，没有责任。
他给平静的果园带来了很多欢乐。好像每一天没看见他，每一天不谈论他，生活像是少了一点什么似的，全队的人好像都不自在。
我们小孩子常常爱围着他转，爱听他讲故事，他常爱讲抗日时期的故事给我们听，特别喜欢讲宋埠沙桥那场战争给我们听。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讲得那么生动，那样逼真，他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他有时也和我们一起躲迷藏，在果树林里左躲右藏，浑身上下充满着天真烂漫，像是个老小孩。
我记得有一次，那时我才五岁左右，我们几个小孩子跑到西瓜地里偷吃队里的西瓜，偷吃不说还把没有熟的西瓜挖一个洞，将里面掏空，然后将屎拉在里面，然后又将西瓜皮盖上。这样的恶作剧搞了好几次，黄老头一直没有抓到我们，可单单有一次，我们趁中午大人们都在午休，偷偷跑到西瓜地里偷吃西瓜，吃得最过瘾时，黄老头带着个草帽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次我们几个都被抓了。小时候我们夏天从不穿衣服，全身一丝不挂。黄老头这次惩罚了我们三个，他从地里拔来一些很软的小草，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