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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头看看坐在我旁边的葛林，一脸坏笑，定是这小子干得好事。争辩下去怕是越抹越黑，再说都陈年烂谷子的事情了，于是打着哈哈说，是啊，我们还打算明年结婚呢。
李吉发又说，人家明年五一是打算结婚，可惜新郎不是你，再过半年于熙可就是咱们这儿司法局长的儿媳妇了，人家有车有楼，你一边歇着去吧。
这消息还是让我十分意外，虽然自知和于熙之间并无过深瓜葛，仍是免不了有种茫然若失的感觉。
时有忘记（三）
我和于熙之间其实算不上什么。当年于熙是班花兼我同桌，属于那种皮肤白嫩，性格开朗，严肃活泼，让全班男生心里向往的女生。暗恋她也是很正常的事，把“于熙我爱你”用字典里找到的符号写进日记里最多也就是聪明过头、自讨苦吃，后来这事儿被葛林发现后揭发，也只能算是暗恋失败、一场意外。于熙知道后故意冷落我，也是意料之中、能够接受的事。读高中后给不再是“同桌的你”的于熙写信，她回信，问了些我当时没法回答的问题，然后我再没写回，也勉强算是情有可原的事。
只是故事发生在那个被女孩子多看几眼都脸红心跳，对什么事儿都特紧张的纯真年代，那次一厢情愿（又或许另一方后来也情愿，只是错过了时间）的暗恋，那个样子窈窕的少女，早已化作一个符号，不，是烙印，以它当年的背影，深深烙在了我那挣扎着不肯老去的心上，在物是人非的今天，依然清晰如初，疼痛如昨。
“我很想见见于熙。”我对正开车送我回去的葛林说。他显然有些吃惊：“不会吧？又想旧情复燃啊？做人要厚道些，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想哪儿去了，就是想见见而已，看看她十年后长成了什么样儿了。”我说。
葛林又说了些打消我积极性的话，看我实在坚持，也就不好推脱，掉转车头，往于熙家的方向开去。
一路街景熟悉如初，心绪又坠入当年。
门铃响过三声，一个中年妇人开门，像是跟葛林很熟，殷切地招呼进去坐。我想于熙不会沧桑到如此程度吧，随后方知是于熙母亲。客厅里有客人在，我们被让进于熙的卧室。她的母亲说于熙今天一早被男朋友接走，大概要三天后才回。我们不好意思立刻就走，只好和于熙母亲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其间于熙母亲出去添茶，我四下打量了下于熙房间，布置得极为简单，一张床，一张布艺沙发，几件简单家具，整洁利落，其间散布着女人的小零碎。沙发附近有一张书桌，书桌上整齐的摆了一排书，是些《撒哈拉的故事》、《平凡的世界》、《在人间》等早年读物，想是于熙过去曾读过的书。不知道她读中学时是否曾在这张桌子上的台灯下写过作业？这里的布置是否还是当年样子？想想真是沧海桑田。
桌子角落里放了一个精致的原木相架，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想必是于熙最近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明澈的湖面，于熙半倚在湖边的石头上，笑得嫣然。整个人看起来丰盈了许多，全不似当年的纤弱，面孔里却分明还透着当年的玲珑。十年前那个在我旁边啃着铅笔写作业的小女生，已经出落得婷婷。
从于熙家里出来，那种恍然若梦的感觉再次袭上心头，想起了自己这十年，生命中遥遥无期的总是宿命的漂泊，不期而至的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
那个春节并未见到于熙，三天后她回来的时候，我已在回广州的飞机上。
时有忘记（四）
四月近尾的时候在珠海开会，葛林打电话来说于熙过几天结婚，问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
我跟葛林说这事儿差点给忘了，你等会用短信把她手机号码发给我，我有空打给她。还有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顺便帮我送份礼金，就说我身在他乡不能赶回去喝喜酒……
葛林打断我的话说，放心吧，这些客套话我知道怎么说，还有什么事儿，我急着去厕所。
我说没了。葛林挂了电话。
晚上躺在宾馆里看电视，忽然想起白天的事儿，按着葛林给的号码拨了过去，一个声音粗壮的男人接的，正犹豫着是不是葛林给错了号码，那边说话了：“你找于熙吧，她在洗澡，一会我让她给你打回去。”
我应声说好，电话挂断。
没过多久，电话打了过来。
“你好，哪位？”是于熙的声音。
“是我。”
“你是哪位？” 于熙大概是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来这声音是谁的。
“高翔，你初中时候的同桌。”
“啊哈，原来是你啊，都好多年没见了，怎么样，在外面发财了吧？听说你现在成了一作家，出了不少本书吧？” 于熙听出我的声音马上换了一副热情的腔调，只是这腔调里多多少少透着点让人厌恶的世俗。
“什么作家啊，就是一个卖字的，书没出一本，钱也没挣多少，白头发倒是一根也没少的长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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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听葛林说你过几天结婚？打个电话恭喜一下！”
“……”
放下电话，掩饰不住的失落瞬间升华。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名字，除了声音，刚才和我通电话的那个人，怎么也联想不到那个曾经和我们坐在木桥上听《烟火》，听《如果明天能再相聚》的小女生，时间在命运的年轮里划过，物是人非的今天，就连那些属于彼此的最初记忆，也变得残缺不全。
酒店楼下是一条喧闹的街，一家唱片店正在放小刚的《黄昏》，忘了什么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老狼又出了新专集，就跑去问带眼镜的唱片店老板有没有那本《晴朗》，老板说之前进过，不好卖，现在没多少人还听他的歌，后来好不容易才低价处理掉。随手拿了几本周杰伦、阿杜和王力宏的CD，说这几本卖得很好，买张回去听吧。笑着冲老板摇摇头，说我还是自己看看。
整齐的货架上，再也见不到几个熟悉的面孔。那时候我们听崔建，听罗大佑，听小虎队，听高晓松，听黑豹，听张雨生，流行音乐于我们的意义不止是娱乐，而是陪伴，是见证，一串串跃动的音符里，记载着我们含笑带泪的青春。很多年过去了，崔建老了，罗大佑混到了北京，小虎队散了，高小松跑去拍起了电影，街头巷尾再也难听到黑豹《无地自容》的咆哮，张雨生97年出了车祸，随风飞远就没能再回。我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旧了的声音，沿着记忆溯回过去，看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曾经。
可是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时有忘记（五）
七月葛林到深圳考察，半夜打电话来说他在深圳，还说本想到广州看看我，可惜明天晚上就要坐飞机回去，怕时间不够，末了问我要不要来。
第二天我匆匆忙忙坐最早一趟快速列车赶到深圳，在华侨城见到了葛林。他理了平头，穿了件白色衬衣，身边跟了个二十出头眼神暧昧的女人，简单打量了一下，长得还行。
葛林指着身边的女人介绍说，这是他同事。
我将信将疑，懒得多问，带他们去逛世界之窗，葛林抵死不肯和“女同事”合影，说什么还是不照了，流传出去影响不好。心想这小子越来越圆滑，大概是怕将来落下证据。
下午的时候他打发女同事回宾馆收拾东西兼买机票，我们两个在华强北找了家咖啡店坐了一会。葛林望着马路对面的赛格大厦不无感慨的说：“现在想想，真羡慕你们这些在外面闯荡的人，来去自由，视野开阔，这才叫生活。”
我说：“真正让你来过这种生活怕你又受不了，马路虽宽，楼虽高，可你还不是要拼命挤车，然后回租来的房子里吃饭睡觉，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情去留意眼前这花花世界。哪像你，出门有车，回家有房，还有人围着你阿谀奉承，神仙般的生活，知足吧你。”
葛林说：“你有所不知，我也是有苦难言啊，我算什么？就一个屁大点小官，整天在你身边转来转去的都是领导，端茶倒水，点头哈腰，稍有不周就有脸色看。工作太积极了人家说你出风头，工作不积极了人家说你拖后腿。抛开这些不说，就说找你办事儿的人吧，人家拎东西来了，不收吧，别人都收你不收算怎么回事儿？收了吧，又怕有朝一日牵扯进去，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所言的种种想也想象得到。于是端详起眼前这个当年和自己一样细胳膊细腿的兄弟，有些虚脱的身子陷在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