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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的流入率与流出率之比都小于1，但是由于流动的原因不一，不能就此推断出三个行业都是不受人们重视的职业。例如办事人员属于白领，对下层人员自然具有吸引力，但是由于选拔机制的限制（如学历要求），加入较难；专业技术人员的门槛较高，对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而言难以加入。
各阶层的流动性及其互动性（2）
2、流动性显著变化的阶层
以上各阶层的流入与流出的动态趋势在总的时间段上和80年以后的时段上表现是一致的，而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和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流动方向则为相反。
在总流动率表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率（79。71％）和流出率（89。23％）都很高，说明该阶层的流动性最强，流入率与流出率之比为0。89，流出略高于流入，但是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类似的有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其流入率为57。64％，流出率为46。62％，二者之比为1。24，流入稍高于流出，总体处于平衡。在80年以后的流动率表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出率高达68。90％，而流入率为0。00，这可能是90年代初期的下海经商潮流所造成，也与国家机构人事制度改革严进宽出有关。80年以后从业的商业服务人员的流入率为48。02％，流出率为54。79％，二者之比为0。88，说明该产业的从业人员相对总的时间段是减少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目前还处于中期阶段，这使得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居高不下，再加上城市化的水平较低，因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限制了其就业吸纳力的充分发挥。但是可以看到，第三产业的重要性正在日益体现出来，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的式微，产业化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在深圳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它的流出率达到100％，而流入率则为0。00，那就是农民阶层。从外地到深圳的农民不可能获得土地重操旧业，而是流动到工人、各个服务行业劳动者等阶层，深圳本地的农民经过城市化过程流入到其他阶层，都是流出到原来农民阶层以外的各个行业，因此产生流入率为0。00的结果。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则是只有流进没有流出的特殊阶层。
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性 （1）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拓展，产业结构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变，因此客观上创造了新的社会岗位，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流动的需要，只有通过社会流动，新的社会岗位才会有人去充实，才能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一般而言，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前途充满希望，坚信可以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体现个人更高的价值。同时，由于社会的变革，产业机构的变化，再加之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社会流动机制可能使一部分人员无法胜任原来的岗位而被新人所替代，流入到低于原来职业的阶层。因此，通过考察每个阶层的流动去向的机会强度，可以了解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关系。
1、互动性一致的阶层
从阶层关系流出表（表 73、表 74）中可以看出，每个阶层与其他阶层的亲疏关系。比较总流出表（表 73）和80年以后流出表（表 74），各个阶层的流向呈现出一致性，但是流向的强度在个别阶层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阶层在总时间段和80年代以后的阶层流出表中显示的流向及其强度有惊人的相似：私营业主主要流向本阶层（10。18与12。66）和经理阶层（3。77与3。38），强度高于平均强度1。00；个体户除少量流出到失业待业阶层（1。49和1。11），主要还是保留在本阶层（8。50和13。15）。这种现象说明私营业主和个体户这两个阶层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流动的渠道比较狭窄，而且几乎限于体制之外。
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流向虽然较广，但其分布的阶层及其强度在总表和分表中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商业服务人员流出到私营业主的强度（1。11）在80年以后略高于总表（0。82）和平均水平1。00。
2、 互动性变异的阶层
以下各阶层在流出的广度和强度上在各个表上都有一些差异：从总时间段上的流动性（表 73）看，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流向渠道颇广，其中有本阶层（13。32）、经理（0。41）、私营业主（6。42）、专业技术人员（0。85）、办事人员（1。60）以及商业服务业（0。24）。而80年代后的流出表（表 74）显示，流向本阶层的强度竟然高达70。85，流向其他阶层的有经理（1。05）、专业技术人员（0。91）、办事人员（1。36），相对而言只是极小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在经历下海经商的浪潮后，人们还是愿意留在掌握着较多组织资源的、位于社会金字塔尖的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人们向下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严重影响了这一阶层的素质构成、工作效率和整体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不满。另外有从该阶层流出到待业失业人群的（0。71），虽然0。71是一个微量比例，但是它说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后来的机构改革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正常进入、晋升与退出等社会流动机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比起原来“只进不出”是一大进步。
经理阶层在流出的广度上在表 73和表 74上略有差别，前者流出的渠道有本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户，而后者则只有前面两个渠道。表7 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是两个流出渠道最广的阶层，几乎流出到所有的阶层，包括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在表 74中虽然流出到各阶层的强度变化不大，但是都没有流出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农民阶层的流出分布在总表和分表中表现出不同时代特征，在总流出分布表中，农民均有流出到其他九个阶层，只是各自的强度不同而已，流出强度超过平均水平1。00的从高到低的阶层依次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1。86）、待业失业者（1。51）、办事人员（1。47）、商业服务人员（1。20）、经理（1。00），流出到低于平均水平1。00的阶层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0。47）、私营业主（0。31）、个体户（0。30）、工人（0。29），在农民所流出的阶层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是强度最高的阶层，这与中国的几次流动政策有关，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进入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主要是军队专业干部、城乡积极分子，以及50年代中期农民的子女获得更多教育机会，根据国家的制度安排，加入了国家干部行列，而在深圳建设初期，大部分建设者来自军队，他们中很多人就地转业加入到政府机关，成为国家干部及社会管理者，以上因素综合造成农民流出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比例较高的现实。但是80年代以后初始职业成为农民阶层的人员的流向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流出的渠道只限于办事人员（1。39）、商业服务人员（2。22）、工人（2。23）和待业失业人员（1。45），虽然总体是向上流动，但都属于中下阶层，在上层社会中根本没有农民阶层出身成员的踪影，这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相去甚远，这是由于在60年代以后，国家实施了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民想向非农转移、向城镇流动和迁移，即使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虽然在1989年第一次出现 “民工潮”以后，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被突破，反而随着农民进城而被带到城里。
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性 （2）
待业失业人群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阶层，他们只有流进而没有流出，当人们失去原来的工作后进入失业状态就很难再重新找到工作。
第五章 深圳各阶层拥有的社会资源
经济资源（1）
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