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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总流动率表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总流动率高达61。17％， 80年以后开始就业人员的职业变化的时间跨度虽然较短，但总流动率也达到55。28％，说明各个阶层中的大部分处于流动状态。由此可见，社会阶层的流动更为频繁，或者阶层结构变化性更强，社会更为开放。同时两个表中各有38。83％和44。72％的社会人员往往是在一个职位上长期工作，很少流动，这里应该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完全开放的。即使是向上的流动，过高的流动速度与流动率也可能带来某些问题，如角色冲突、失范等等。因此我们应当承认一定程度的地位继承和地位固定化也是效率与社会整合的需要，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2、 向下流动率高于向上流动率
流动是有方向性的，可以向上流动，也可以向下流动，还可以不流动，这三种情况都会引起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国际上的研究发现，职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一般趋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手段的引进往往会创造出大量新的职业类型和社会位置，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而低层次职业的比重则不断减少，形成了“向上流动的潮流”。那么，深圳的代内流动又是朝哪个方向呢？
抽样调查显示，深圳的向下流动率高于向上流动率，在总流动率表（表 69）中，61。17％的总流动率包含向上流动率21。81％和向下流动率39。36％，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之比为0。55，显示的流动趋势是向下的。这与国际上和全国的职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背道而驰，这是由于深圳本身的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体制使人们对同一阶层的评价不一。例如，在部队担任连排长职务的人员，按阶层划分应归属于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当这些人员转业到地方工作，其级别就只能是一般办事人员，社会地位降低，产生向下流动，这种情况在深圳尤其突出。深圳在特区建设初期，大批军人干部成为特区的拓荒者，随后很多人就地转业，分配到各基层工作，成为一般工作人员。就他们而言，其社会阶层的流动是向下的趋势。其次，人员的地域流动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如从前。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特区，由于其灵活的用人制度和充满活力的特区精神，吸引了内地大量的人才，大批在内地已经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不惜放弃优越的条件独闯特区，从头开创事业。然而如果按照阶层划分的标准，他们很多人的职业结构是向下流动，社会地位反而不如从前。例如，原来在内地是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的很多人来到深圳后脱离政府机关而下海经商，成为私营业主或经理人员，社会地位下沉，产生向下流动。这是深圳社会阶层流动趋势与全国悖逆、与现代社会流动潮流相反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特殊现象。
代内流动的特点及其原因（2）
3、80年代后向上流动超过向下流动
一般认为，社会进步，经济蓬勃发展，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岗位，但是我国两个因素对社会流动率和流动类型发生强烈影响。一个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变动，另一个是主导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社会的代际和代内流动的研究成果证实，政府政策调整对流动率高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流动的特殊类型。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力在经济改革开始之后仍然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它们对社会流动的消极作用正在受到现代工业化的冲击和剥蚀。
单纯观察80年代以后的流动情况，我们发现结果有所不同。在80年代后的就业流动率表（表 70）中，55。28％的总流动率由28。76％的向上流动率和15。96％的向下流动率构成，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之比上升到1。80，向上流动的群体接近向下流动人员的2倍。与表 69进行比较，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向人们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中国正在向着开放性社会迈进，开放社会的职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高级化过程，其基本特征是：较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过程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低层次职业的比重则呈现下降，较高层级职业的增加为多数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也符合中国职业结构趋高级化的特征，也符合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
二、代内流动的原因
社会流动是通过个人的需求和社会诸条件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社会行动之一。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是下列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宏观上的社会结构因素。 在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相互因果关系。一方面，社会结构的性质——开放或封闭程度，决定着相对社会流动率，决定着上升流动机会在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分布状况，同时还决定着不同群体的流动类型。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发生巨变，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尤其是上升流动的最强有力的动力因素。社会结构变化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流动动力因素，同样也是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它所引起的社会位置的增减将导致社会成员在不同位置上的新的分布；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特殊性也由于市场过渡时期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这些结构动力因素对社会流动率和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都表现出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流动又是社会结构分层的一种过程，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过程中，社会流动是定型新的结构的关键因素。有学者对结构性的流动和非结构性的流动作出划分，将结构性流动称为强制流动，将非结构性的流动称为纯流动。
二是社会开放性程度。社会流动与社会开放程度成正比（1），因为开放性的增加会减少流动的障碍，增加流动的空间，提供了个人或群体改变社会位置的机会。
三是个体层面因素。这是指的获致性因素。获致性因素相对于先赋性因素而言，它包含文化程度、专业训练水平、技能学习水平、技能掌握、个人抱负等内容。在现代社会，各种获致因素与个人的社会位置密切相关，尤其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于进入社会的青年来说获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远比先赋性因素强烈，各种涉及知识和技能水平的能力素质对个人的社会位置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获取都有强烈影响，尤其文化程度的作用特别明显，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职业地位，同时它与职务和职称等级也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专业和技能训练水平对职业地位有明显影响，但对于流动机会的影响则更明显一些，另外心理素质——个人抱负和风险意识——对社会地位和机会获得也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个人抱负对职业地位与职务职称等级之间相关，风险意识与流动机会也有显著关系。个体层面因素能增加流动的主观能动性，如个人通过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在抽样调查中，我们把结构流动与社会结构变化相对应，把纯流动与获致因素相对应进行数据分析。
在总流动率表中，结构流动率为46。31％，纯流动率占14。86％。由于该表中最早参加工作的样本时间是在1938年，记载了60多年的职业风雨变化，跨越了几个历史性的阶段，除了经历解放前11年的重大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