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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音问道：“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吗？”
“是我。”他把肩膀上的被单抖落掉，看看表。
“我是法国国家司法警察署警官路西安·卡龙。我代表克劳德·勒伯尔专员和您通话。”
这个声音说着准确但口音很重的英语，非常清晰。现在电话线路显然很空。曼林逊皱着眉头，心想，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文明点的时间打电话呢？
“什么事？”
“我想您认识勒伯尔专员吧，曼林逊先生？”
曼林逊想了想，勒伯尔？啊，对了，小个子，曾是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头头。人不出众可是极有效率。两年前那个被害的英国游客一案，他帮了好大的忙。如果不是他们迅速地抓住凶手的话，报界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他冲着电话说：“是的，我认识勒伯尔专员。有什么事？”
他的妻子莉莉被说话声所干扰，在睡梦中嘟嘟囔囔。
“发生了一件非常紧迫的事件，同时也要求高度保密。我协助勒伯尔专员办理此项案件。这是一件极不平常的案件。专员希望今天上午9点请你在你们警厅的通讯室和他进行直接通话。你能到场和他通话吗？”
曼林逊考虑了一会儿。
他问道：“这是警方联合行动的一次例行调查吗？”如果是的，他们可以用国际警察组织的普通线路，因为在警厅里，早晨9点将是最忙的时刻。
“不，曼林逊先生，不是的。这是专员本人求助于你，请你给予缜密的协助。所发生的问题可能跟苏格兰场毫无牵涉，很可能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作为正式要求归档。”
曼林逊又考虑了一下。他生性谨慎，并不想牵涉进外国警察部门的秘密调查中去。但如果出现了犯罪事件，或者罪犯逃到了英国，那又另当别论。即便如此，又何必这么诡秘呢？但是看来勒伯尔需要老伙计联络网的帮助，这正是组织老伙计联络网的目的啊！
“好的，我接这个电话。9点钟。”
“太感谢你了，曼林逊先生。”
“晚安！”曼林逊放下听筒，把闹钟从7点拨回6点半，又睡下了。
※※※
当巴黎在睡梦中迎接黎明时，一个中年的中学教师在一个狭小发霉的单身汉套间里踱来踱去。他周围的一切都杂乱无章：书籍、报纸、杂志和手稿摊满了桌子、椅子和沙发，甚至摊到屋子另一头角落里小床的床罩上。在另一个凹进去的角落里，洗碗池里堆满了没洗的碗碟。
他这样来来去去地踱方步，令他感到烦躁的并不是那一团糟的卧室，自从他放弃掉中学校长这个职位以后，同时也失去了一套很舒适的住宅和两个男仆，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了。他的麻烦问题并非为此。
当东方破晓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拿起一张报纸，眼睛移到国际版的第二条新闻。标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被围在罗马旅馆里》。当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下定了决心，穿上一件薄薄的风雨衣，出门了。
他在街上找到了一辆正在兜客的出租汽车，让司机开往北火车站。司机把车停在车站前，他下车等汽车开走后，又走到马路对面，走进了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电话的硬币，他把咖啡留在柜台上，到咖啡馆的后间去打电话。问讯台给他接通了国际台，他询问一家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60秒钟以后他得到了回答，放下听筒就走掉了。
他在街上走了100米左右，拐进另一家咖啡馆，又使用了一次电话，这次他向问讯台打听的是最近的能打国际电话的通宵邮电局。正如他所料到的，人家告诉他从干线车站拐弯就是。
他在邮电局要了刚得到的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没提旅馆的名字，颇为紧张地等了20分钟才叫通。
他对来接电话的意大利声音说：“我想和普瓦蒂埃先生通话。”
对方问：“哪位先生？”
“一位法国先生。普瓦蒂埃，普瓦蒂埃。”
“谁？”
“法国人，法国人……普瓦蒂埃……”
“啊，对，一位法国先生。等一等，请等一会儿……”
一系列的咔嗒声之后，一个疲劳的说法语的声音答话了：“什么事……”
他恳切地说：“听着，我没有时间多说话，拿一支铅笔记下我所说的一切。现在开始。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临死前说了话，结束。都记上了吗？”
“是的，我会转告的。”对方回答说。
瓦尔米搁上电话听筒，匆匆忙忙地付了钱，溜出了邮电局。一会儿功夫，他就消失在从车站出来的人群中了。这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巴黎的街道已经逐渐热起来了。不出半小时，早晨的面包香味和磨咖啡豆的香味，将要被各种车辆排出的废气、人身上的汗臭以及发了霉的烟味所代替。在瓦尔米离开邮电局两分钟后，有一辆汽车开到了邮电局门口。边防检查站的两个人从汽车上下来，急忙走进邮电局，要求接电话的服务员描述一下刚才打电话那个人的模样，但得到的回答几乎适用于任何人。
※※※
在罗马，马尔克·罗丹于7点55分被楼下值夜班的人摇着肩膀叫醒。他立即惊醒过来，半个身子下了床，摸着枕头底下的枪。当他看清叫醒他的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的相貌时，才放松下来，哼了一声。他朝床头柜看看，知道反正也睡过头了。在热带地区多年的生活，使他惯常醒来的时间比这会儿早得多。
罗马8月的骄阳早已高高地照在屋顶上。几周以来的怠情，晚上靠玩纸牌消磨时光，过量的劣等红葡萄酒，聊胜于无的锻炼活动，所有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他懒散、困倦。
“来了个口信，上校。有人刚打电话来，好像特别着急。”
军人从便条本上撕下一页，上面记着瓦尔米那些支离破碎的词句。罗丹看了一遍记录就跳下了铺得薄薄的床铺。他在腰上缠了一条棉布纱笼，这是他从东方带回来的习惯。然后，他又看了一遍记录。
“好了，走吧！”罗丹挥挥手，军人离开房间回到楼下去了。
罗丹紧张地在心里边咒骂了好几秒钟，把手里那张纸捏成一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科瓦尔斯基！
当科瓦尔斯基失踪的头两天，他曾想过这个人大概开小差了。最近一个时期，组织里有些人叛变，因为他们开始认为“秘密军队组织”已经遭到了失败，谋刺戴高乐并把他从法国总统的职位拉下来的打算也没希望了。他总以为科瓦尔斯基会永远忠于组织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不知为什么偷偷地溜回了法国，或者在意大利被人骗走了。可能他已经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了。
罗丹真心实意地为他死去的随员难过。因为他罗丹所树立起来的战士和指挥员的形象，有一部分就靠着他对部下所表现的极大关切。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未曾充分估计士兵多么赞赏这种品德。现在科瓦尔斯基死了，罗丹能够想象出他是在什么境遇下死去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立即追忆一下科瓦尔斯基能招供些什么。维也纳的会见，那家旅馆的名字，这些他都说得上来。三个参加会见的人，这对法国保安总局来说也不算新闻。可是关于豺狼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不会在门外偷听，这是肯定的。他可以告诉他们：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外国人来见过他们三个人。这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外国人可以是个武器商或者是个捐款人。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呀。
但是，瓦尔米的口信使用了豺狼这个代号。这是怎么回事？科瓦尔斯基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呢？
突然之间，罗丹惊恐地回想起分手时的场面。他和英国人站在门道里，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站在走廊上几步远的地方，因为英国人居然发觉了他躲在角落里，正在大生其气。他这个行家竟让另一个行家杀了威风，他倒要较量较量，几乎想动手了。当时，罗丹说的是什么？“晚安，豺狼先生。”就是如此，真他妈的该死，科瓦尔斯基一定听到了。
经过反复回想以后，罗丹认为科瓦尔斯基不可能知道这个刺客的真名实姓。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瓦尔米的消息是对的，现在保安总局手里有科瓦尔斯基的招供，看来我们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他们知道这次会议，这个旅馆，也可能他们已经跟这家旅馆的服务员谈过话了。他们可能已经知道这个人的面貌和体形，还有他的代号，无疑他们会和科瓦尔斯基一样，猜想这个人是个刺客。从此以后，戴高乐周围的安全措施将会加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