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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罗兰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很清楚地说明，罗兰派出的打进“秘密军队组织”最高层的几十个双重间谍，都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凶手给绕过去了。只有在罗马一个旅馆里隐匿的三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军队组织”有任何牵连的人的档案现在都变得全无用处了，原因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豺狼是一个外国人。
“如果不许我们行动的话，那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没有说不许我们行动。”弗雷伊纠正说，“我是说不许我们公开行动，整个事情都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凶手的身份必须以秘密侦察的方式来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他走到哪里就跟踪到哪里，然后毫不犹豫地消灭他。”
※※※
“……毫不犹豫地消灭他。先生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惟一的方法。”
内政部长环视着坐在部务会议室的会议桌周围的人，尽量使他的说话能格外引起他们的注意。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内政部长在内，共有十四人。
部长坐在会议桌的一端，紧靠右边坐着的是他的秘书长。得力助手桑根纳蒂，坐在他的左边的是警察总局局长，他们都是法国警察的最高层人物。
从桑根纳蒂的右手边顺序而下，沿长桌坐的是法国保安总局局长纪博将军，行动分局局长、每人面前都摆着的一份报告的作者罗兰上校，再过去是总统警卫队队长杜克勒，爱丽舍官工作班子里的空军上校森克莱·德·维劳本。这位上校是一个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是总统身边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热，和他的个人野心也有关系。
在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帕彭先生的左面是莫里斯·布维埃先生，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国家情报局的五个处的处长们也坐成一排。
国家情报局作为打击犯罪的力量虽然颇受小说家们的喜爱，它本身其实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控制下的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负责指挥法国国家警察部队的人坐在莫里斯·布维埃旁边。这人就是司法警察总监马克斯·费尼。司法警察在凯德索菲弗街的庞大的总部，远比内政部附近位于苏索路11号的情报局总部大得多，它还管辖17个大区分部，法国的17个大城市警察区每区有这样一个分部。在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队，共有453个，分别隶属于74个中心警察分局，253个区警察分局，以及126个地方警察所。这整套机构分布在法国的2000个城镇和乡村。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队。在农村和沿公路各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务是由国家宪兵队、交通警察，以及机动宪兵队来担负的。在许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察人员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设施的。1963年在马克斯·费尼统率下司法警察的总人数是20000出头。
在费尼的左面沿桌而坐的是国家情报局其他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总档案处，边防检查站，共和国保安部队。
在四个处中，第一个单位公共安全处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建筑、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属于国家的财产，防止破坏与毁损。第二个单位总档案处，或称中央档案局，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记录中心，它保存着450万份人事档案，这些人都是自从法国组建警察力量以来历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档案都设有互见索引，沿着足有5英里半长的档案架分门别类，或依该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点，有条不紊地存放着。在案件中作过证的证人，或被宣判无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备录有案。尽管档案制度还没有计算机化，然而使档案工作人员感到骄傲的是，不消几分钟，他们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乡村的纵火犯人的详细材料或一件连报纸上都未必登载过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证人名字找出来。
在这些个人档案中，还有在法国留过指纹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来没有验证过的指纹在内。还有1050万张卡片，包括各个入境口的每一个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国任何一个旅馆里居住过的人名卡片。由于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归档，因此必须把旧的卡片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清理，以便让新的卡片插进去。
在法国境内经常填写而又不送交情报总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馆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则送宫廷林荫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边防检查站的首脑与费尼隔着三个座位，这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也负责随时监视法国的机场、码头、边界。凡是进入法国的人的入境证，在归档以前，都要在入境点受边防检查站的检查，以便监视不良分子。
坐在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这支部队有45000人。过去两年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充分使用了这支部队，搞得臭名远扬，极其不得人心。
由于座位不够，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坐在会议桌的最下端，面对着长木桌那端的部长。还有一个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和森克莱上校之间。这里坐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呆头呆脑的人，他烟斗里喷出的烟显然使爱挑剔的上校很厌烦。部长特别关照马克斯·费尼带他来参加会议。这人是莫里斯·布维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先生们。”部长接着说，“你们每人面前有一份罗兰上校的报告，而且你们也都读过了。现在你们也听了我说的总统出于对法国尊严的考虑，在我们如何努力处理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制。我要再次强调，在进行调查时要绝对保密，在接下来的任何行动中也要如此。不用说，你们全体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召集你们全体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无论要做什么事，必须动员有关各部门的人力。而你们诸位，都是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你们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必须毫不犹豫地紧急地处理这件事情。在任何情况下，要求你们迅速而且亲自动手，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出于这个工作需要，那么也只能向下属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顿了一下，桌子两旁有几个人认真地点点头；另外几个人眼睛盯着讲话的人，或者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最远处的布维埃望着天花板，从他的嘴角里吐出一阵一阵的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似的。在他旁边的森克莱上校，在他每次喷出烟雾时，就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可以请你们对这件事发表你们的意见。罗兰上校，你向维也纳的查询有什么结果？”
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看了看他自己的报告，又朝他旁边的领导——特工组织的纪博将军斜看了一眼，但是将军的表情既不是给他鼓励，也不皱眉头。
纪博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罗兰上校说，“今天上午与下午在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名叫克莱斯特的一家小旅馆里已经进行了查询。他们把马尔克·罗丹、卢内·蒙克雷及安德烈·卡松的照片带了去，但没有带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的照片，因为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
“旅馆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记得其中两个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谁是谁。他们还要他查从6月12日到18日的旅馆登记簿。因为6月18日起，他们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就一起住在罗马了。
“最后那个服务员提出他记起了罗丹这个人在6月15日那天，以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他说当天下午他似乎要召开一个业务会议。在那个房间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记得舒尔茨有一个伙伴，是一个身躯高大而粗暴无礼的人。正因为如此才使他记住了舒尔茨。有两个人早晨来找过他，他们还举行了会议。这两个来访者可能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能确定，不过他认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见过的。
“这个职员说，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间里，只有在早上较晚些时候，舒尔茨和那个巨人——这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称呼，曾经有一次出去大约半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吃午饭，他们也没有下楼去吃东西。”
“到底有没有第五个人去找过他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