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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鲁驾驶着汽车跟着两位摩托车警卫后面过了大桥，直奔向加里昂尼将军大道，然后驶入宽阔的莫凡立特林荫大街。
到这时，后面跟踪摩托车的那位青年人确认戴高乐车队是驶向巴黎郊区的，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到了里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小金属辅币，利用咖啡馆里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这时，在巴黎的郊外，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着。他在空军部工作，已经结婚，并且有三个孩子。虽然他有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心里则充满了对夏尔·戴高乐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放弃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在1958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
对他自己来说，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未使他个人遭受到什么损失。所以说他仇恨戴高乐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谁要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死这个人以表示对祖国的忠诚。
在那个时期，有这种观点的人何止千万，但像他那样成为“秘密军队组织”领导成员的到底还是少数。这个组织的人员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喝着啤酒。酒吧间侍者把电话递给他以后，就到酒吧间另一头去调整电视机去了。巴斯蒂安·蒂尼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谢谢你。”就放下了电话。他的啤酒钱是先付过了。于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间，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街对面，一个青年妇女把她一楼套间窗子上的纱窗帘放了下来，转身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走的是第二条路线。”五个青年人——他们不都是老练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来。
其余七个人年龄较大，也不那么激动。他们之中有一个老于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兰·布格勒内，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他35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当。他39岁，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颚，是一个狂热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他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农业工程师，两年后变成了“秘密军队组织”的一个最危险的刺客。由于他腿上曾经受过伤，所以，人们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十二个男人通过楼房的后楼梯来到了一条小街，那里停放着六辆车，都是偷来或租来的。这时是7点55分。
巴斯蒂安·蒂尼亲自花了许多天研究行刺地点、测量射击角度、计算车辆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辆所需要的火力。他选定的地点是通向小克拉玛区主要交叉路的一条又直又长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马路。
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带长枪的射击手组成，他们在不到交叉路200米的地方向总统的汽车开火。他们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辆埃斯塔费特牌面包车里，以非常小的角度向开过来的车辆射击。
根据巴斯蒂安·蒂尼的计算，等到前面一辆车开到和面包车并排的地方时，应该有150颗子弹穿过那辆车子。等到总统的汽车被迫停下的时候，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就从一条小街拥出来，以近距离猛扫，把总统的警卫人员干掉。然后两个小组会合到一起解决总统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后，跳上停在小街的三辆汽车撤走。
8点零5分时，两个小组的射击手已经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击位上。巴斯蒂安·蒂尼亲自担任了望员，他站在距射击地点向巴黎方向约100米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他手里拿着报纸，眼睛一眨不眨地向远处望去。
他们共同约定的信号是：他挥动报纸向站在面包车旁的第一组组长赛格·贝尔尼发出命令，后者再把命令转达给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的射击手。阿兰·布格勒内将开车拦截警车，而“拐子”乔治·瓦当开枪扫射。
戴高乐总统的小车队离开巴黎市中心拥挤的街道，进入较宽阔的郊区大道时，车速已接近每小时60英里。马鲁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后面的那位老将军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车速又加快了一些。两辆摩托车已经落到了车队的后面。戴高乐将军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乐意让他们离开。
正在担任了望的巴斯蒂安·蒂尼这时不知道他已经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他在被捕一个月之后，才从警察嘴里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在研究行刺时间表时，查对日历，知道8月22日到8点35分才天黑，即使戴高乐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还有充裕的时间。戴高乐这一天的确是晚了。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是1961年的日历，而1962年的8月22日却在8点10分天就黑了。这25分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8点18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车队沿着解放大街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朝着他飞驰而来。他拼命地挥动报纸。
街对面11米以外的地方，贝尔尼愤怒地努力透过朦胧夜色凝视着公共汽车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挥动了报纸没有？”他也不知在问谁。
话音刚落，他就看到总统汽车那尖尖的车头闪过车站进入了眼帘。“射击！”他对脚边的人尖声叫道。他们开火时，车队已到了他们眼前，他们以90度的角度，对一个以每小时70英里速度驶过他们面前的活动目标射击。他们的射击技术还算高明，汽车被十二颗子弹击中了，但大多数子弹是从后面打中雪铁龙轿车的。两个轮胎被击中了，虽然它们是自封式轮胎，但是气压的消失使开得很快的车子全靠前轮在地面上滑行，东倒西歪地向前冲去。正是这个时候法朗索瓦·马鲁救了戴高乐将军的命。
这时，另一个射击手又射中了轮胎，其余的人则向汽车的后窗倾泻他们的子弹。有几颗子弹射进车身，有一颗子弹在离戴高乐的鼻子只有几英寸处穿过。坐在前座上的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转过身来对总统和夫人大声吼道：“趴下！”此刻，总统夫人立即把头伏在丈夫的膝盖上，而这位将军扭转身子望着后窗叫道：“怎么，又来了？”
马鲁紧握方向盘，慢慢地让车子滑行，同时柔和地逐渐把油门踩下去。雪铁龙轿车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动力之后，又重新往前冲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处，正是在这交叉处的一条横街上埋伏着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警卫车紧跟着马鲁的车尾巴，没有挨着一颗子弹。
阿兰·布格勒内把车子引擎开着等在杜布阿大街上，两辆汽车的高速度使他显然只有两种抉择：进行拦截而自杀，让猛冲过来的金属体把他辗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离合器，连半秒钟也迟疑不得。他选择了后者。当他把车子开出小街，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路线时，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乐的座车并行，而是和戴高乐的警卫人员德儒戴和杜克勒警卫队长的座车并行。乔治·瓦当把半个身子伸出右边的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倾泻在前面的雪铁龙轿车的后部，他从打碎的玻璃窗里似乎可以看到戴高乐的身影。
“为什么不还击，这些白痴！”戴高乐生气地问道。此时，德儒戴原打算对准10英尺以外平行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汽车射击，但是汽车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杜克勒警卫队长对司机大声吼道，要他紧跟总统的座车。几秒钟后，“秘密军队组织”的车子落后了。两名摩托车警卫人员中，有一名因阿兰·布格勒内突然从小街冲出而从车上跌下来。这时，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飞速地向前面的车队靠拢。这样，总统的车队冲过十字路口，向郊外驶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射手们来不及互相埋怨，他们急忙离开原来的汽车，跳上预先停在路旁准备逃跑的三辆汽车，很快消失在渐渐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利用车上的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10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命令把汽车开到直升飞机旁边。
汽车停下来后，一批官员立即围了上来。车门打开了，他们把震惊的总统夫人先扶下车，戴高乐把膝盖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则从另一边下车，他不顾四周官员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搀扶住夫人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总统对夫人说。
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