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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天早晨，法国保安总局的行动分局局长罗兰上校，坐在他的书桌前，看着摆在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都是别的部门的特工人员提出的日常例行报告。在蓝色的薄薄的报告封面上，是一系列规定阅读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姓名。在他自己的姓名处，有一个小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当天早晨送到的。在平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对每一份报告都只浏览一遍，看看里面的内容，把主要的内容都储存到他自己的记忆力特别强的脑子里，而且还能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归类。但是今天的两份报告中每一份中都有值得注意的事，使他发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第三处（西欧处）的一份供各部门传阅的备忘录，里面是第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紧急报告的提要。报告提要直截了当地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等人仍躲在他们的顶层套间里，仍由八名保镖保护着。他们自从6月18日进入该套间后，始终未涉足楼外。他们已从巴黎三局增调人员到罗马，每天24小时不停地对该旅馆进行监视。巴黎的指示不变：不采取任何行动，单纯监视。旅馆中的三个人已于三个星期前建立了和外界进行经常联系的一条渠道（“见6月30日三处来自罗马的报告”），现仍使用该渠道。交通员仍是维克托·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翻开了办公桌右侧的皮革档案夹，档案夹旁边还放着一个充当烟灰缸的锯断头的105毫米弹壳，这时里面的蓝星牌烟头已经装满了半缸。他的眼睛顺着6月30日三处来自罗马的报告往下看，终于找到了他所要的那一段。
报告称：每天有一个保镖离开旅馆，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该局用一个叫普瓦蒂埃的名字租了一个信箱。“秘密军队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怕被盗。所有给“秘密军队组织”头目的信件都寄给普瓦蒂埃，由邮局待领柜台的职员保管。三局的一名特工人员曾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职员，让他把邮件交出来。但这次尝试失败了，那位职员将此事报告了上级，换了一名高级职员。给普瓦蒂埃的邮件如今可能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是三局并未接到指示和意大利人联系要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是他们认为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晚上到达的邮件交给这位保镖。经查这人名叫维克托·科瓦尔斯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前军士，是罗丹在印度支那时的那个连队的战士。科瓦尔斯基看来似乎有适当的假证件，向邮局证明他是普瓦蒂埃，或者有邮局可以接受的权威性信件。如果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总是在邮局大厅邮箱边上等着，到离收集信件前5分钟才将信扔进信箱，然后再等着看邮局把整箱信件收集起来，拿到邮局大楼中心进行分类。要对“秘密军队组织”首脑人物的信件收集或发送过程采取行动，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这是巴黎已经拒绝批准的。科瓦尔斯基偶尔也从海外长途电话台打长途电话，但是试图打听出电话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全归失败。
罗兰上校把档案封皮合上，拿起那天早晨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梅斯司法警察局的一份报告，叙述警察局在对某一酒吧进行例行搜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从而引起了一场角斗，这个人把两名警察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这个人的指纹证明他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多尔·柯瓦茨，出生于匈牙利，于1956年从布达佩斯逃出来。巴黎的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加了一个注：柯瓦茨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秘密军队组织”刺客，由于和1961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波纳和君士坦丁地区对忠诚的知名人士的一系列凶杀案件有牵连，对他悬赏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个至今逍遥法外的“秘密军队组织”刺客的助手，该刺客为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托·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继续仔细地研究这两个人的关系。最后他按了他面前的电钮，在对讲电话里吩咐说：“把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的档案拿来。”
10分钟后，他就收到从档案处送来的档案。他又花了一个小时阅读这份档案，有几次他把自己的眼睛注视着那引人注目的一段。当一般巴黎人正在匆匆忙忙地去进午餐时，罗兰上校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从楼下文件室找来的一个字迹专家，以及两个身强力壮的、从他的私人卫队中挑出来的武装人员。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的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愿但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和发出一封信件。”
第五章
豺狼乘坐的国际快车在午饭前不久到达巴黎北站。他乘出租汽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的一家小而十分舒适的旅馆。虽然这家旅馆不能与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饭店和布鲁塞尔的友谊旅馆相提并论，然而，豺狼有种种原因希望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和不甚知名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巴黎逗留的时间较长。
此外，7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布鲁塞尔更有可能遇见曾在伦敦同他邂逅相识而又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的人。上街时，他相信，他经常戴的那副环绕式墨镜会掩饰他的身份，而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戴这种眼镜又是非常自然的。在旅馆的走廊或门厅里，则有被人识破的危险。事情进行到如今，他最怕的是被一声兴高采烈的“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的呼唤叫住，然后在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柜台职员能听到的地方道出他的真名实姓来。
他住在巴黎尽量做到不使人们对他加以注意。他住在那家旅馆里非常安分守己。他在自己房里吃早餐。从旅馆对门一家食品商店里买了一瓶他爱吃的橘子酱以代替送来的早餐盘上的黑色葡萄酱，然后请服务员每天早餐时把橘子酱一起送来而不要葡萄酱。
他对待旅馆服务人员的态度，也故意装得相当谦逊。他很少讲话。而讲话时总是很客气地故意用英国腔调讲生硬的法语。当旅馆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感到称心满意时，他总回答说要他们放心，他感到非常舒适，并且感谢他们。
一天。旅馆经理对服务员说：“杜根先生非常和蔼，真是一位绅士。”服务员完全同意。
白天他走出旅馆，去观光巴黎市容；过着真正的旅游者的生活。第二天他就买到了一张巴黎市的地图。他用小本子把他感兴趣的地名记录下来，并在地图上做了标记。接着他就实地去参观了这些地方并非常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考察得极其专心，就连某处建筑的优美和另一些地方的历史背景都铭记在心。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阳台上，瞭望星形广场四周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物的屋顶。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跟踪他（其实没有人跟踪他），一定会对才华横溢的豪斯曼先生的建筑艺术居然能够吸引这么一位真诚的鉴赏家而感到惊讶。自然，任何旁观者也不会猜想到这位一边搅着咖啡，一边用几个小时凝视着每一座建筑物的沉默寡言而又风度翩翩的英国游客，此对此刻脑海里正在计算着射击角度；从建筑物的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燃烧着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背面的太平梯逃下楼去，并且人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的可能性如何。
三天以后，他离开了星形广场，访问了坐落在瓦莱里山下的法国抵抗运动烈士纪念堂。他带着一束鲜花在一位导游的陪同下到达那里。导游本身就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他一面带着这位客人走遍了纪念堂，一面滔滔不绝地加以说明和评论。但他没有发觉这位客人的目光却注视着纪念堂附近监狱的高围墙，这座高围墙隔开了从建筑物屋顶到纪念堂庭院间的视线。过了两个小时，他很客气地说了声“谢谢你”，给了导游一些既大方却又不过分的小费，离开了烈士纪念堂。
他还参观了荣军广场，它的南面是荣军大旅馆以及标志着法国军队荣誉的殿堂。宽阔的广场西边则是法贝尔街。这使他更感兴趣。上午，他独自坐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馆里，这里正是法贝尔街与小小的三角形的圣地亚哥广场连接的地方。与法贝尔街相垂直的是格伦耐街，从格伦耐街146号的六楼或七楼上，如果有一个射击手，他就能够完全控制住荣军广场前面的花园、它的进出口以及大部分广场的内部，甚至还能控制两条至三条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