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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上个世纪，我们有许多漂亮的词汇，为着这些漂亮的词汇，我们去杀人，被杀，我们面对鲜血唱着赞歌，我们制造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恐怖，——我是说全世界，我不想回避全世界，因为我们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就是与世界思想或政治潮流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奇观都是在一面面的旗帜下发生的，我不管它们是万字旗还是三色旗，还是太阳加月亮。今天，我们又走进另一条隧洞，在这条隧洞里，我们看不见旗帜，却听得见宏亮、杂沓的脚步声，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理由，我们说我们在黑暗中奔跑——是的，在黑暗中奔跑，那么踩死什么人，就不再是个人的责任，这就是你说的尺子理论。我还听说过更糟糕的理论，那叫麻袋老鼠理论。人类就像是被装在一只麻袋中的老鼠，他们绝望又不愿意绝望，于是他们互相噬咬，在噬咬中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处置时间的方法，找到了如何从绝望中恢复生命力的凭借。是的，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的确有部分的真实性，尽管这的确是一套绝望的比喻。可是我认为现在，现在的洞州，不是那样的特殊状况。人性与政治的双目不是你所说的那样还闭着，它已经睁开了，如果你说尚未圆睁，我可以同意，可是绝不是依旧在深沉的恶梦之中。如果你否认这一点，哥哥，你就是对人的的蔑视。我怎么可以接受一个对人蔑视的哥哥？我怎么可以接受一个从骨子里讲奉行犬儒主义哲学的市长哥哥，尽管他表面上奉行的是另外一套像面具一样惊人而伟大的理论？他遵循着现实的这套叫人深以为耻的规则，并乐此不疲？”
桂阳河微笑着。他像是为弟弟的言论深感振奋。天哪，在洞州，谁敢这样跟他说话？可是他迫切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话语。它们考验着他的理解力，挑战着他的生命哲学。
“第一，阳雨，我不会同意你认为我奉行的是犬儒主义哲学，第二，我不像你那样，认为在我的身边，有你所需要的那样原则存在，我是说你那样的超原则。我不是你认为的——对不起，我想你是这么认为的，我，是一个为了修复一面镜子而抓起大锤，把镜子砸碎的革命家，相反地，我认为我是一个为了修复一面镜子，而拿起一团布料，先将镜面擦拭干净的匠人。”
“那些工人农民贫困的教师就是你要擦拭的镜面上的灰尘？”
“阳雨，我们能不能暂时离开具体，就像一个人离开工作到海边渡假一样？”
“不反对。”
很好，桂阳河点点头。“不仅如此，你还要同意人类价值的多元性，多极性。有个人价值，有群体价值，也有国家价值或政治价值。当个人哪怕是某个小群体的利益摆在历史面前而与国家的政治利益有暂时性的错位时，那些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就得让路，如同行人为车辆让路一样，这个逻辑是非常有力的，非你我的性情所能改变。不论你承认与否，我们的根本冲突就在这里。尽管我们有很多的重合部分，我们还是站在大河的两岸。我承认，社会的不公或者说社会的不幸的是，有些人的利益与国家的政治的利益结合得较为紧密，有些人的利益与国家或政治的利益就略有距离，于是，前面那些人就获得了较丰厚了报酬，你甚至于可以说前者利用了后者也未尝不可。我的价值观与价值实践恰好与国家或政治的价值在某一时期重合，我不能说是我的明智，但至少是我的幸运。”
“我不否认价值的多元。”桂阳雨说。
“能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愿意为此喝上半杯。”
“你喝得太早了。我不同意强制性的价值多元。我认为你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人的蔑视上。”
“我不同意。何以见得？”
“因为你的多元，不是以对人的信任为基础的。对人的信任，就是对人理性能力的信任，相信人是理性的，是能够为自己的长远利益着想而可以放弃一些暂时或局部利益。而你的那个价值，只相信自己是有理性的，却不相信别人同样是有理性的。如果你相信别人有理性，那么，你就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为你的车辆让路，你甚至会把车停下来，问问路人，那一条路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你自以为你的车灯所照耀的前方就是目的地的路径。这种狂妄自大，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你应该忍受。否则，我的车辆永远也走不出人群，更惶论目的地。我痛恨的就是这种议而不决的人类惰性。这才是生活的耻辱。”桂阳雨刚要插话，桂阳河站了起来。“我去让船长调转方向。”
桂阳河走下矮小的舷梯。
“船长，我们回转吧。我们想到出海口。”
“安华还没到呢。”
“别去了。七点四十分返回到小码头。”八点正，他有个会议。
桂阳雨看到岸上有个人与船同方向地跑步。船调转时，那个跑步的人也停了下来。桂阳雨转过脸，不再注意他了。
桂阳河坐下来时，给弟弟也给自己倒满了杯。
“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实际上在不同文明中的表述大同小异，这是源于人类的本能还是源于一种普天情怀还是源于一种弥天大谎，我现在不想做外科医生来解剖其中的奥秘。”桂阳河夹了一块大鱼肉，放在桂阳雨的碟子里。“这是从这条江里捕捞上来的鲈鱼，野生的，我一吃就晓得。于是，在其实现过程中，不可能同时会满足不同的需要，而是会根据它们自身的强度确定它们可以满足的先后顺序。请听我说下去。是的，这是我刚才说的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承认，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再也不能不考虑到以前完全可以被忽略的某些个人或群体的要求，也就是说，道德规律会因为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忽视强度要求，也就等于不满足任何要求，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思想。”
“老实说，哥哥，我很难判断你是故意曲解还是无意把理论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我的意图很明确，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成员的任何要求在理论上就是被视为应该得到满足而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拒绝或以任何形式无端否定，除非这个要求本身已经显而易见或者可以推算出它会对其他的要求造成损害。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杀人犯完全有权利要求……”
“你的意思我明白。”桂阳河打断了桂阳雨的陈述。“我明白了，你关注的是伦理学，而我关注的是经济学。原来这才是我们立论基础的最大不同。”
“不，哥哥，这正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无论它是伦理学的还是经济学的。没有离开经济学的伦理学也没有离开伦理学的经济学。不论是经济学还是伦理学，它们所追求的目的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是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虽然我对功利主义抱着极大的保留——可是在我看来，最大的幸福不是你所坚持的所谓社会利益或者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文明社会里的任何人的利益都不得加以侵害这样一个限制性的规定，只有这个限制性的规定得以实现，最大的幸福的远景才是现实的。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答应给每一个人以最大的幸福，可以一转身，你就违背了这一诺言。农民工人贫困教师的利益……”
“请不要具体。我喜欢理论自身的圆满性。”桂阳河提醒。
“那么回到你的圆满。”
“我很想回答你的有关诺言的观点，不过，你说到幸福，我们就先说说幸福。我想起亚里士多德曾经论述过何谓幸福，他说，幸福并不是合理的人生计划的成就，而是人自身所具有的力量的充分发挥。当然，我得说他的话并不完全合乎人的全部内在需求，或者说他只说出了一部分真理，也许就是真理的某个层次。照我的理解，他恐怕是认为把人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之后，人生的计划自然就成就了。因为现在人的欲望实在是太多了，太强烈了，所以没有成就来垫底，恐怕是说不通的。现在的问题是，你所说的幸福的实现离开人的自尊心是无从谈起的。而自尊心有两个侧面：自己有价值这样的感觉和对实现自我目标能力的自信。现在我恐怕得有遗憾地告诉你，你认为在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有价值并且有这样的自信？我接触的人比你多，我对此非常失望。世界人种需要进化，中国人种也需要进化。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可能停下前进的轮子等待。于是，那些首先意识到自己价值并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