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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的历史，它与主人公的经验有一种紧张关系。如果去掉，这部小说就少了一重意思。
荆歌： 敬泽这一说倒是头一次听闻，很有道理！新版《废都》听说把方框都补了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
我在《南方周末》报上读到张英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吴克在嘉兴公开表示：“其实本来电影分级制已经快出台了，但电影《大鸿米店》被媒体炒作为中国第一部分级制影片……”意思好像是，围绕《大鸿米店》的炒作，影响了电影分级制的出台。对于电影分级，我是不抱乐观态度的。我觉得即使实行分级制了，性的表现，在电影中，还是不会有太大的自由。
叶兆言：当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自由。这是好事，只有这样，稍稍来些什么暗示，还要有点票房。
李敬泽：如果完全自由了，你那个电影也没人要看。
荆歌： 性描写在新中国小说中的长期缺席，或者说长期成为禁区，是我们意识形态轻视肉身、压制个性的一种体现。在我看来，身体的痛苦与欢乐，与精神的苦乐，对人是同样重要的。甚至许多时候，精神的苦闷，恰是从肉体而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不太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身体的感受，把身体感受视为低级的，卑下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面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里，我们在小说写作中涉及性，处境也就常常是尴尬的。
毕飞宇： 荆歌说得对。
李敬泽：不对，性描写“长期缺席”，这是一个问题，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古人没那么压抑，中国古人对身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享乐主义的，明代的Se情小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厉害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骨子里有这种肉体的享乐主义传统，一旦放开，中国人才会学得如此之快、之彻底。
最近看韩少功一篇文章，谈“存天理，灭人欲”，讲朱熹的原意并不是让大家不过性生活，他的“人欲”宽泛得多；我读《孟子》，开篇就讲“上下交征利”，国将不国，这也成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攻击儒家的口实，但真正读了，觉得他说得不错，如果两千年前中国没人说这样的话那才真的可悲，我们恐怕现在还在茹毛饮血。
所以，文明之所以成立，总是有一个对身体、对欲望的禁制机制，中国如此，西方更烈。实际上，朱夫子的话权威性还不大，在西方，这种禁制是上帝出面，它更为有力。现在大家动辄就谈身体，从福柯那儿来的，但我们的背景和福柯不太一样，此时的中国恐怕不是精神过剩，而是身体过剩，身体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精神向度，我们就会把荒凉当成解放。
林白： 性描写现在已经没什么禁区了，电影有，文字没有。现在还有“下半身”，当然“下半身”不见得是专写性的。不管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可耻的玩意儿，而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处境。
叶兆言：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饥饿感。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不妨想想，那些刚从Se情网站上下来的哥们，看我们几位在底下谈这个，肯定觉得我们几个是傻×，仿佛几个天真的女初中生谈卖淫一样。
荆歌： 兆言说得是太有道理了。我一向以为，性的开放确实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没有禁区了，也没有禁锢了，性的兴趣反而弱了。就是兆言说的没了“饥饿感”。我也用吃来打个比方：民间就有“少吃多滋味，多吃无滋味”的说法。
李敬泽：写性写得好的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强大禁制的背景，偷偷摸摸胆战心惊或者挑战性的，否则两口子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写的？它是一个事件，既是身体的，更是精神的。
荆歌： 兆言曾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写性是写得好？而什么样的写性又是写得不好？诸位，你们觉得哪些作家在写性这一方面，特别令你赞赏？
苏童：我很赞成兆言这个观点，写作没有要不要写性的问题，如果是一部常规的描写常规生活的小说，性描写也是常规，不写反而是奇怪的，令人生疑的。性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佐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好的性描写与好的风景描写一样陶冶阅读者的性情。好的性描写不一定描写性器官和性特征，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和她那些情人，从头到尾可见性的挣扎，苦痛和快乐，每个人都能听见爱玛在黑暗中的喘息，但福楼拜从没告诉你艾玛的Ru房是什么样的。所以，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熔化了，就像温水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食盐粒，都喝盐水的。
荆歌： 不过嘴巴里“淡出鸟来”的时候，倒也想直接弄点儿盐来含着。我特别喜欢《十日谈》，卜伽丘的写性，不管是恋爱，还是偷情，真是让人感受到欢乐、喜悦，觉得生而为人，真是天大的福份。我还读过一本巴尔扎克的《风月趣谈》，在这上头，一点都不比卜伽丘逊色。而《金瓶梅》和其他一些古书，像《肉蒲团》、《株林野史》、《闹花丛》等，我觉得在性描写上，都不如卜伽丘和巴尔扎克。
李敬泽：《十日谈》有特殊的背景，鼠疫、黑死病后的欧洲，人人劫后余生，觉得活着真好啊，基督教的禁制放松，人文主义来了。你看《金瓶梅》，看到最后觉得活着是没意思的，《肉蒲团》里也讲道德，但那完全是两分法，身体和道德不搭界，各搞各的，这个也反映了我们的古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享乐完了，换一副脸再讲道德，他那个“性”并没有面临真实的道德考验，这样的“性”总是虚无的，它最后走向对人生的否定。
苏童：写性有个心态，《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的性是快乐的性，因为创作者对性的理解很单纯很民间，写性的态度是快乐的，文字自然也快乐，快乐的文字看上去天生是自然的，惹人喜爱的。
毕飞宇： 据说萨冈是个不入流的作家，但是，她写性我非常喜欢。她描写男人和女人的Zuo爱，“像一条船颠簸在海上，简单极了”。我读到“简单极了”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格登了一下。我不知道还有谁的性描写比这四个字更出色，都有了。
荆歌： 飞宇喜欢简单，我倒是喜欢复杂。人与人就是不一样。女性作家笔下的性，与男性作家肯定也不一样。在女作家的作品里，我很少看到性的游戏精神，但她们对性却有更尖锐的敏感。比如林白写性，与苏童、兆言、飞宇不一样，和贾平凹更不一样。
林白： 我的小说中性描写最多的是《万物花开》，自然的性和文化的性都有不少，蜻蜓、蚂蚁、狗、猪、鸡的性，大头（书中男孩）和一只南瓜，大头和一头小母牛，甚至有一只男凳子和一只女凳子，油菜花和枫树，等等。这里的性是天赐的自然节奏。此外还有变成了文化产品的性（脱衣舞）、监狱里的鸡奸（畸型的性）等等。我自己觉得《万物花开》里的性还是写得不错的，有一定水准。如果没有性描写，《万物花开》我就不要写了，性是此书的重要主题之一。
荆歌： 《万物花开》我记得最初是发表在《花城》上的。收到刊物我就把它读了，一口气读完。当然不是光为了看它的性描写。我觉得这部小说在林白的整个创作中，确实是非常特别的。
还有郁达夫的写性，我觉得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性的苦闷，与人生的苦闷，连带那些迷茫、挣扎，凝在一起，很难分割。我以为他在这一点上是堪称伟大的。人们在摆脱了基本生存压力（温饱）之后，绝对解决不了的两大生存难题，就是死亡和性。生活中许多的苦恼和焦虑，根子都在性上。性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苦闷；一旦满足了，就感到空虚无聊，还伴随着堕落感——郁达夫就经常在这两点之间钟摆一样晃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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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 荆歌说得对。
叶兆言：说老实话，我觉得郁达夫写得很一般，他好就好在终喊出了“我饿了，我们他妈的都饿了”。
李敬泽：郁达夫活在今天会怎么样？他要是个一年都回不了家的民工，它可能喊“我饿了”！但他也可能说“我饱了，我们他妈的都饱了”！
所以我觉得荆歌你这个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