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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因为那两个电话，或许我仍然无法镇定下来。我在车站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劳瑞的，他马上明白了他弟弟目前的危险处境，告诉我他马上回来，尽量用最好的办法处理此事。我们说了些互致好运、保持联系之类的话后便挂断了电话。这至少让我觉得我对内森已仁至义尽了，我并没有真正抛弃他；无论如何，我总得逃命吧。另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父亲的；当听说我和苏菲已在回家的路上时，他高兴极了。“你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我听见他在遥远的家乡充满感情地大叫道，“离开那糟糕的世界！”
现在，我坐在停在高架桥上拥挤不堪的车厢里，身旁是正打着瞌睡的苏菲。我一边大口嚼着从小贩那儿买来的不太新鲜的蛋糕，喝着一纸盒温嘟嘟的牛奶，一边开始平静地憧憬未来。既然内森和布鲁克林都已离我而去，那么我将翻开我生活中的崭新一页。我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这项长期工程现在已完成三分之一左右，我碰巧在场景相宜的杰克·布朗家完成了一部分，一俟我和苏菲在农场安顿下来，就可以轻松完成后面的部分。我们将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适应新环境——熟悉黑人奴仆，贮存食品，拜见邻居，学会开旧卡车和拖拉机，然后便精力充沛地重新投入写作。运气好的话，或许我能在1948年底完稿并找到一个出版商。
我低头看了看苏菲。她睡得很香，长满金发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轻轻伸出手搂住她，一边用嘴唇轻轻吻着她的头发。一阵痛苦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但我没有理睬它；我当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我对身边的苏菲不是有着无法抑制的欲望吗？我们一到弗吉尼亚就马上结婚；那个时代以及我们所去的地方都不允许同居之类的事情发生。但尽管有一系列麻烦，其中包括把内森从记忆中彻底消除，以及我们俩年龄上的悬殊，我总感觉到苏菲会愿意的。因此我决定等她一醒来，就开始与她逐渐讨论这些问题。她在睡梦中动了动，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即使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她仍然显得那么可爱。我差点忍不住哭了。我心想，我的上帝，这女人马上就要成为我心爱的妻子了。
火车动了，朝前开了一会儿，又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车厢里响起一片抱怨声。我身边的过道里站着一位水手，正大口喝着一听啤酒。一个婴儿在我背后开始啼哭，似乎在这种公共场所我的身边命中注定会出现一个婴儿。我轻柔地拥抱着苏菲，想着我的书。当我想到迄今为止我在这故事上倾注的心血，想到它正像我想象的那样精美而引人入胜地向前发展时，骄傲和满足感油然而生。它的结局已在我的脑海中预演了上千遍：夏日里，一个孤僻的受尽折磨万念俱灰的女孩孤独地死在我刚刚逃离的那座城市的大街上。有一阵子我忧郁地想，我能够用全身心的激｜情来刻画这一年轻的自杀吗？我能把这一切真实地描绘出来吗？我被日益迫切的对这女孩苦难经历的想象所困扰。然而，我对整本小说的把握胸有成竹，并且已想好了一个朗朗上口的书名：《黑夜的遗产》。这标题取自于马修·阿诺德的《安魂挽歌》，它最后的结束语是：“今晚它继承了死亡的广袤殿堂。”这样的书怎能不抓住千万读者的心？我凝视着威提那面粉厂满是污垢的厂房，看着那庞大简陋的蓝色窗户反射的晨光，幸福得浑身发抖，又一次为我用辛勤汗水浇灌出的好书而感到自傲。是的，尽管里面有太多的悲伤，尽管高潮还未来临，但我能从1949年或1950年一个大红大紫的文艺评论家的观点中为自己找到一个评语：这“是自莫莉·布鲁姆之后女性心理自白的最好篇章”。多么愚蠢、自负！我心里想道。
苏菲还在睡着。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个夜我她会像这样睡在我身边。我在心里遐想我们在农场的婚床，想象着它的尺寸和形状，不知它的床垫是否够宽，弹性和强度是否足以承受那辛勤的Zuo爱。我想到我们的孩子，那些扎着小辫的小东西像波兰的牵牛花一样在农场四处乱窜。我快活地呼唤着：“杰西，该挤奶了！”“汪娜，快去喂鸡！”“塔德乌兹！斯蒂芬尼娅！把牲口棚关好！”我还想到农场。我只在父亲寄来的快照里见过，它本来是怎样的呢？一个文豪的家园应该是什么样子？像福克纳在密西西比河的“罗望·欧克”一样，它也应该有一个名字，一个与花生地有关的名字。“花生园”？有些可笑。我放弃了所有与花生直接相关的名字，转而寻找更雅致、更严肃的词语：“五棵树”（我希望农场真的有五棵榆树，或一棵也行），“玫瑰园”？“大农场”？要不干脆叫“苏菲”，以我亲爱的夫人的名字命名。在我的心中，未来的日子像绿色山峦一直伸向天边：《黑夜的遗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举摘得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的桂冠。然后是一个中篇，内容与我的战争经历有关——有关军旅生活的黑色幽默的严肃作品，同样大获成功。与此同时，苏菲和我在偏僻的农场里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随着声望的逐渐上升不断受到媒体骚扰，但坚决拒绝一切采访。“我只是一个种花生的人。”他说，继续忙着他的工作。三十岁时发表另一部杰作，《这些火红的树叶》，主人公是那个煽动叛乱、富于悲剧色彩的黑人那特·特纳。
火车停停走走，最后终于像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似的开始平稳地朝前滑行。我的幻想随着快速后退的威提那污迹斑斑的围墙消失了。
苏菲突然醒来，轻轻地呻吟了一声。我低头看了她一眼。她好像有些发烧，前额和脸颊有些发红，唇边冒出一层细小的汗珠。“我们到哪儿了？”她问。
“在新泽西。”我回答说。
“还要多久才到华盛顿？”她问。
“哦，大约三四个小时吧。”我说。
“然后就去农场吗？”
“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先乘火车到里奇蒙德，然后坐汽车去南安普顿。可能要花好几个钟头，因为它在北卡罗来纳。所以我想我们在华盛顿过一夜，明天早上再直接出发去农场。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里奇蒙德过夜，但我想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到华盛顿的美丽景色了。”
“好吧，斯汀戈。”她说，握住我的手，“我会听你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斯汀戈，你能给我弄点水吗？”
“当然。”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在车厢连接处找到了水房，用纸杯接了一些温水。当我返回座位时，还在为刚才的白日美梦而心驰神往，这时我看见苏菲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酒，那是她放在箱子里的。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
“苏菲，”我轻柔地说，“看在上帝份上，现在还是早上。你还没有吃早餐。你这样会得肝硬化的。”
“没关系。”她说，一边往杯子里倒着威士忌，“在车站时我吃了炸面饼圈，还喝了一杯七喜。”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凭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无法对付眼前这种情形。我最有希望做到的，就是趁她不在意时夺下酒瓶，以往我曾做过一两次。我沮丧地坐回到座位上。火车正飞速穿过新泽西的工业区。肮脏的贫民窟，铁皮工棚，快餐店，仓库，殡仪馆式的仓库，溜冰场一样的火葬场，绿色沥青的工业沼泽，停车场，炼油厂笔直的烟囱里冒出的黄｜色烟雾……从眼前飞速闪过。如果托马斯·杰弗逊看见这一切，会想些什么？苏菲一边紧张不安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一边往杯子里倒着威士忌，最后转头问我：“斯汀戈，火车在到达华盛顿之前会在什么地方停下吗？”
“在费城停一两分钟，让乘客上下车。怎么啦？”
“我想打个电话。”
“给谁？”
“我想打个电话问问内森怎么样了。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没事儿了。”
昨晚那种恶魔般的恐惧又袭上我的心头。我抓住苏菲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