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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赶不上飞机了。在以后的几十分钟时间里，他脑子里简直就像是开了锅似的，灼热，混沌，牙齿咬得格嘣格嘣直响。这时候假如韩起科站在他跟前，他真能一刀捅了这狗“狼崽”。他真的不明白韩起科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段时间来，他一直让着韩起科。可以说还一直念着他是“原小分队队长”这点情面和情分，没做任何可能会让韩起科感觉不舒坦的事情。比如那笔二百五十万的款子。其实，哈拉努里分公司的财务部绝对还在他赵光牢牢的掌控之中。他完全可以越过韩起科的“阻挠”，拿到那笔他急需的二百五十万巨款。他没这么做，就是不希望把韩起科闹毛了。不希望因此而闹得满城风雨。当人们把利益的驱动器从魔瓶中释放出来后，它和“教义时代”（这是赵光的父亲赵大疤创造的一个概念）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教义时代”需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需要人心沸腾、众望归一。而当前，操作这个利益驱动器，却应该尽可能地“单打独斗”地在“悄悄中”悄悄进行。利益驱动，它满足的完全是“个人需要”（？）。这从本质上决定了它必须“悄悄地进行”。它需要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静悄悄的“个别教练”。韩起科难道不明白，能在银行系统找到像宋振和那样的关系，对他们这个公司，对整个冈古拉和哈拉努里、以至于对他们这些人的一生，都意味着什么吗？他这么做，真的是疯了？颠狂了？这种关系一千年才能遭遇一回啊，韩起科，你这狗日的，你毁了的，岂止是“宋镇长”一个人的前途，你也毁了我赵光的全部梦想啊。
给省纪委和中纪委写了匿名信
但经过仔细地了解分析和一番捉摸，赵光觉得，事情还有可挽救的一线希望。飞机降落后，他曾打了一圈电话，上上下下找了一些很关键的“朋友”，从他们那儿了解到，韩起科确实跟省纪委的人接触过，但他并没有提供出什么过硬的“证据”。因为事实上“替银行的每一位主管领导建造一幢住宅小楼”还没有最后形成事实。小楼还在建造之中，还没有交到他们手里。也就是说，宋振和和那几位领导并没有形成“受贿”的最后情节。所谓的“在小范围里宣布宋振和停职反省”一事，也并不确切。实际情况是：主管纪委方面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找宋振和曾经谈过一次话，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向宋振和了解省银行系统落实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干部自律方面的一系列规定的情况，只是“捎带着”谈到外头有关“住宅小楼”的“传闻”，“捎带着”了解了一下这件事的真实情况。谈话的整个气氛都非常好，根本不存在什么“让他别管工作”“集中精力说清楚问题”。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也要看到，宋振和在银行的领导班子里不是分管纪律检查这方面的工作的。按说这位副书记不会找他谈什么“干部自律方面的情况”。找他谈，而且很巧妙地用“捎带”的方式，提到了“小楼”的事情，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提醒，一种“警示”。他们肯定已经了解到“小楼问题”并非子虚乌有，但也还没有形成最后事实。所以采取这种婉转的方式，来向他表示省委的态度：希望事情能中止在必须中止的界线前。如果这时候，这边不再有人去“说三道四”，不再进一步“横生枝叉”提供什么“情况”，事态就不会“恶化”。一个多小时前，赵光接到过宋振和的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秘书在电话里并没有说到那个“小楼”的事情，只说是“宋副行长请赵总到了北京后，代他向高福海同志转告他的问候。”偏偏在这时候，宋振和打来这么个电话，而且他本人不打电话，让秘书给他打，却又一字不提“小楼”的问题，用心可谓良苦。宋振和一方面要通过这个电话，告诉赵光，他本人没事。
同时又通过这么一个不提“小楼”问题的电话，提醒赵光，务必把“小楼”这件事的后遗问题，妥善“处理”好。说白了，就是要赵光把“屁股擦干净了，别再给他添乱”。赵光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宋振和此时此刻用此种方式给他打这样一个电话的全部用意。
……赵光把韩起科带出高福海所在的那个房间后，对韩起科说：“还有两位你的老熟人，想见见你。愿意吗？”韩起科这时候自然也明白赵光这一系列安排的真实意图了，便笑笑道：“有啥话，你就直接冲我说吧。别再这么呲巴呲地，南极北极，拐一大圈儿，结果还是在自个儿家门口见。”赵光却说：“你还是去见见吧。”便顺手拉开隔壁一个套间的门，向韩起科示意，那位“老熟人”就在这里头等着哩。
韩起科好不疑惑，打量打量赵光，又打量打量那个套间，真不知道赵光这“葫芦”里卖的是啥玩意儿，便一步上前，侧转身去，推开门，向里瞟了一眼。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带会客室的豪华套间的长沙发上，竟然坐着赵光的父亲赵大疤，还坐着一位是那个胖胖的“薛姐”。赵光在机场接到哈拉努里财务总管的紧急诉告电话，在稍稍稳定下自己的心绪，又经过短短几分钟激烈的盘算，他马上给“薛姐”打了个电话。他觉得，在说服韩起科这一方面，“薛姐”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那种作用。他只跟“薛姐”说，有档子特别重要的事，要请她务必飞一趟北京。帮一下忙。机票已经在机场的售票处给她订好了。“薛姐”问，啥事那么着急。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赵光这个朋友，就听我的，赶紧出发。到北京后，我再跟你细说。这事肯定跟经济债务纠纷无关，肯定不会让你破财。这一点，你尽可放心。赵光在商界是个很有人缘的人。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薛姐”也就不再问了，赶紧收拾了一点洗漱化妆用品，又要了个车，直奔机场而去。至于为什么还要动用父亲的大驾，来做韩起科的工作，赵光也是有考虑的。这倒不是因为父亲比他更能说。在这一点上，赵光不仅丝毫不逊色于父亲，甚至可以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同样的话，从他赵光嘴里说出来，韩起科会觉得这只是在为他赵光自己考虑。而父亲，既是当年韩起科的“老领导”，现在的身份又是中央某机关的部门领导，就可能具有更大的穿透力和威慑力。但这一点，赵光恰恰失算了。他完全不知道，韩起科这些年来，恰恰非常讨厌他的这位“父亲大人”。赵大疤知识渊博，能说会写，经历了那样一场“流放”经历后，重新回到中枢岗位，他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号召力，对现实和未来的感悟，也拥有非常人所具有的那种深度。（比如他提出的那个概念：“教义时代”。）头五六年，他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大块的新潮文章。这本来是极激动人心、让人感到极欣慰的一档子事。但后来从圈子里传出的消息，渐渐地就有些不利于这位“赵大先生”了。也许是因为曾经坎坷，曾经失去，痛感“失去”“失落”是怎样一种滋味，在潜意识中，“赵大先生”绝对不能再容忍这种“失去”和“失落”再现。而在显意识层面上就表现为，绝不放过一次出头露面表现自己的机会。生怕被时代的快车再甩了下来。他异常紧张地注视着这列“快车”。不管谁到他家去，一落座，他第一句话总是会问：“有什么新消息？说说。快说说。”机关里有什么会议没通知他参加，他会感到非一般的不安。他一定会追问或追查，搞得他周围的人很紧张，自己也十分紧张……搞得相当一部分同事、部下都不愿接近他。这样的人，对韩起科来说，当然不会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当时，韩起科头一低，立即从那个套间门前快步走了过去。走到楼梯口，才回过头来对赵光又重复了一句：“你我都不是娃娃。有话，直说。”然后就下楼去了。其实那“小楼事件”根本不是他去“举报”的。是银行内部有人风闻此事，给省纪委和中纪委写了匿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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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纪委的人也知道小楼还没盖完，东西并没有落到那几位银行领导的手中。但小楼的的确确在盖着。这是事实。他们找韩起科只是了解情况。韩起科是这小楼工程的具体负责人。哈拉努里分公司的委托经营者嘛。不找他，找谁？第一步，当然得找他啊。既然说了，就得说实话。这事也没法瞒啊。银行的几位领导都来建楼工地“视察”过，对工程图纸提过“宝贵”意见。赵光对此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