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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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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关系”。沈醉是孝子,闻命唯唯,一下子陷入了忠孝两难的尴尬境地。

9月初,毛人凤向沈醉发出第三道密电,随后,徐远举带着老蒋的口谕飞抵昆明,执行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的命令。沈醉无法再拖了,马上召集手下直扑杨宅,结果空巢一只,急得徐远举破口大骂,连连责怪云南站的人敷衍塞责,竖在眼前的大活人也看不住。沈醉被骂得无言可驳,全部的羞恼泻向房里的家什。于是翻箱倒笼,斧劈锤打,把杨家搜了个底朝天。总算有两个收获,一是送上门来的陈复光、张德尊(陈复光按照此前的约定,与杨杰的副官张德尊一起来杨家处理文件书信,结果自投罗网);二是杨杰女儿的一本日记,内有许多通讯地址。

在沈醉家里,陈复光、张德尊受到了严酷的拷讯。张德尊吃不住用手摇电话机改装的电刑器具的折磨,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听了惊恐不安,筛糠般地发抖,终于经不住恫吓,交代了杨杰的行踪。原来,杨杰已飞香港,机票是托侄女婿、云南纱厂厂长朱健飞代买的。沈、徐接着派人到云南纱厂抓朱健飞。想不到,纱厂有警卫队,不放特务进入。双方对峙了半天,各自鸣枪示警,谁也吓不倒谁。特务们无奈,打电话给沈醉,沈醉又打电话给警察第七分局局长卜为弼,由他开路,才抓住了朱健飞。与此同时,他们还从杨杰女儿的日记本上,查到了杨杰在香港的地址,马上电告毛人凤,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杰。

关于刺杀杨杰的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是保密局广州办事处主任郭旭的回忆,来源于叶翔之的亲口所述,内容是这样的——杨杰于9月9日上午,化名杨漱石乘飞机逃往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搜查杨宅后,翻到杨杰女儿的日记一本,内有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将这些情况汇报老蒋后,老蒋大概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下决心对杨“制裁”,下指示给毛人凤,毛人凤得此指令时,人在昆明,时为9月17日。阿毛(指毛人凤)马上从昆明发密电到广州,命郭旭转知在香港主持暗杀行动的叶翔之。

郭旭于当日下午由广州乘飞机去香港,将毛人凤的电报交给叶翔之,叶看了电报后,认为地址不详,有些麻烦,即准备叫部下李天山找卢广声联系。卢广声是个披着民主人士外衣、住在香港专替保密局当眼线的人物。

17日晚,卢广声向李天山提供了杨杰的详细情况:杨目前住在轩尼诗大道260号4楼同乡家中,这两天就要去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叶翔之急得要命,怕杨杰去了北京,老蒋和阿毛要怪罪他,便连夜出动,亲往杨的住所踏勘环境。叶了解后得知杨的住所铁门常关,不易进入,便决定用贺耀祖(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的一员,当时在香港)的名义写一封信,内容是邀杨吃饭,商讨问题。同时关照毛钟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组组长)备好手枪。第二天上午,毛钟新先通知郭旭说:“制裁杨杰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下午即可动手,你赶快离开香港回广州,以免刺杀杨杰后,遭到连累。”郭旭即于下午1时,乘飞机回到广州。

下午4时,叶翔之带了韩世昌等4人前往轩尼诗大道260号,看到杨杰在4楼平台上乘凉,凭着栏杆频频地伸出头俯视街上。叶马上分派任务,韩世昌到杨的住所,借送信为名入宅,伺机杀杨,另一个人在4楼把风,叶翔之带另两个人在3楼、2楼和底楼把风。叶翔之分派任务时,韩世昌正在吃水果,叶劈手夺过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壮他的胆,叫他快去,干了回来再吃。韩即携信和枪上楼,借送信为名,进入室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杰,杨杰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即将信交给杨。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拔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应声扑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见杨已死,忙转身退出。韩刺杨时,其同伙(4楼把风的那一位)持枪看住杨宅内的一个仆人,不许她声张。完事后,他们将电话线割断,把铁门反锁好,下楼,5个人分乘两部出租汽车,从容逃逸。19日早晨,叶翔之乘飞机离香港去广州,其他几个人乘火车去广州。

叶到广州后,就在郭旭处拟了个电报给毛人凤。阿毛正为昆明拷供事一筹莫展,得知杨已被刺,十分高兴,马上向老蒋报功。过了几天,毛人凤给广州去电(收电人是叶翔之、郭旭),称蒋对香港行动极为嘉许,批准发给奖金2万元(因为杨杰是国军上将,又是新政协特邀委员,按照毛人凤的奖励条例,级别属2万元以上)。毛人凤在电报中要郭旭报告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加发1万元,共计奖金3万元。毛人凤在电报中还拟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叶翔之和韩世昌以及另一人员(4楼把风的那位)各得六千元,其他两人和卢广声各得三千元,余下的分给有关人员。

郭旭在回忆中,还插叙了一段后话,说是老蒋到台湾后,召见了叶翔之,并发给叶“忠勤勋章”一枚。

另一种说法,出自于杨杰将军的友人方仲伯先生的回忆,内容大致如下9月15日,负责杀杨的谭某(系保密局台湾本部派出)在广州东山百子路召集保密局广东站站长郑星搓及行动员陈家庆、邝泽民等密商,即指定由陈家庆、邝泽民动手刺杨,另派广东站特工李宏继、吴其宁到香港,事先布置联络,并约定以香港德辅道志诚俱乐部为联络地点。

9月16日,陈家庆、邝泽民赴港,住在大道西友声俱乐部,先利用黑社会关系,布置侦察杨杰的详细地址及来往人员。紧接着,李宏继、吴其宁来港,正式传达了保密局本部决定“制裁”杨杰的指示,还有进入杨宅的具体方法,即以卢汉的名义,伪造一封信,送到轩尼诗道杨杰的家里。接着,李、吴带引陈家庆去杨杰住所附近观察地形。

19日晚10时,李宏继等侦知杨杰没有外出,一面留吴其宁在门前监视,一面由李宏继携伪造信函抵志诚俱乐部交与陈家庆,称时机已到。于是各藏二号短杆左轮一支,配备毒弹,相率而出,雇汽车一辆,驶至距杨的住所十余丈处下车,吴其宁暗示情况无变,继续在门前把风,李宏继则留守于杨杰住所的楼梯口,以资掩护,陈家庆持函迳登该号A四楼,认准房间编码,叩门叫开,佯称有信,需面交杨先生。一女工开门延入客厅小候,杨杰先生出来接见。陈家庆递上假信,杨杰拿过,卧躺于大藤椅上拆阅,陈家庆乘其不备,拔出手枪,对准杨的胸膛轰击,接着又朝杨的头部扣动扳机,杨杰当场毙命。

陈家庆得手后,夺门而出,由事先布置在楼梯口的李宏继掩护,奔到附近的横街,雇车回到志诚俱乐部,时间约在晚上11时。次日早晨,陈家庆乘火车回广州,并向郑星搓报告执行过程,得奖金三万元港币。后来,陈家庆于1951年4月30日被广东海口市公安局逮捕,对上述事件有详细供词,不久,处以死刑,公审大会上公布了全案的过程。

从郭旭与方仲伯的回忆来看,比较大的不一致有五点:一是刺杀的时间不同,邝说18日,方说是19日,参照其他材料看,一般都说是9月19日,可能郭的回忆有误。二是参与的人数不同。郭说5人,方说4人。由于郭的回忆,取村子叶翔之的口述,不排除叶翔之为突出自己的作用,而有添油加醋的可能(因为叶是文人,老蒋也知道他不会动手杀人,以此堂堂保密局三号人物的身份去犯险,似乎不合常理)。三是凶手的名字不同。郭说“韩世昌”,方说“陈家庆”。很可能“韩”是陈在香港执行任务时的化名。(保密局特工于异地执行任务时常用化名)。四是伪造信件假托的名义不同。郭说贺耀祖,方说卢汉。如果仅从贺耀祖在香港,以及卢汉与杨杰的特殊关系来推测,都应具备赚开门的条件,倒看不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如果从内容的描述来看,郭比方的回忆似乎具体一些;如果再从参予的程度琢磨,叶翔之是策划者,陈家庆是执行者,只要叶不对郭旭玩“玄”,编胡话,郭的回忆理应要接近事实一些。第五点是奖励的币种不同。郭说三万银元,方说是三万港币。按照毛人凤制订的奖励条例衡定,基本上与郭的回忆吻合,陈家庆之所以得到港市,很可能是奖金分发过程中,当头的玩了换汇把戏,截下硬通货(银元),换成纸币,这种不光彩的下作把戏,在国民党官员干的龌龊勾当中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杨杰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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