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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的湖南站呈送报告，把程潜描述成老迈昏聩、虚度光阴的傀儡。随后，通过刘斐去找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回湖南，加强“反共”力量，结果白崇禧、蒋介石全部上当。
1949年2月，陈明仁率29军和71军回到湖南，此时，黄康永领导的湖南站，已在暗中担负起了保护程潜的任务，这包括继续向毛人凤提供假情报，迷惑老蒋，并且再把蒋介石、白崇禧、毛人凤的动向告诉程潜。然而，万事抵不过一个顶真，不久，毛人凤便有了猜疑：一方面是湖南特工系统中，部分忠实分子报告了黄康永与程潜“亲密”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凭着职业嗅觉的提醒，毛以为，生逢多事之秋，愈是“平静”的地方，愈不平静。决定采用逼蛇出洞的办法，派毛钟新去长沙，督促黄康永制造流血事件，对象就是陈云章。
毛钟新到了长沙，向黄康永传达毛人凤的指示，黄当即表示为难。理由是：现在搞暗杀，很可能激起风潮和动乱，得不偿失。毛钟新一听，似觉有理，决心也不如来时那么坚定了。黄康永见毛钟新犹豫，趁热打铁，唆使副站长宋世杰连夜造访，对毛钟新说：“湖南人个性刚强，对特务搞暗杀最为痛恨，如果知道是你来长沙推动暗杀，你的性命就难保。”毛钟新默默无语，第二天开溜毛人风把对湖南的忧虑，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老蒋当即指示：
“不能再让湖南出一个傅作义。”秉承老蒋的旨意，毛人凤决定对湖南站动手术，凡是对总裁不忠诚的动摇分子，坚决予以调换。于是，原先在东北铁路局任警务处长的夏松，走马上任，取代了黄康永，为湖南站的站长。三月会议期间，夏松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严控程潜，如果发现他与中共有联系，立即拿他身边的人开刀（杀人），必要时，可以请湖北站的余克剑带人来长沙“执行”。夏松信誓旦旦地表示效忠，作为一个示范，所有的与会人员，都从湖南站的“换马”中，看到了毛人凤整肃内部的决心。
执行“应变计划”
1949年3月，国民党政权迫于节节败退的劣势，同意重开和谈之门，为此，李宗仁请出何应钦组阁（此前，孙科与李宗仁闹翻，内阁总辞职），主持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当时，李主张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蒋介石以为，这是白日做梦，中共肯定要过江。
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第三次国共和谈拉开帷幕。会谈中，张治中强调了南京方面划江分治的意愿，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明确地指出：同意重开和谈，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政治解决只是解决的一种方式，不影响解放军过江的计划。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谁也阻挡不了。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到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人民解放军便打过长江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返京，请示签字的问题。李宗仁不敢作主，同意按照何应钦的提议，派人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送往溪口，让蒋介石过目。4月16日，李宗仁派的代表抵达溪口，老蒋看完协定，气急败坏地痛骂：”文白（张治中的表字）无能，丧权辱国。”当时，毛人凤正在溪口，见老蒋如此发怒，估计和谈不会有名堂。果然，李的代表前脚走，蒋介石后脚便把毛人凤召去，下达了按“应变计划”采取行动的指令。老蒋的应变计划，第一步是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得到美国人的保护。落实到“毛记”特工系统的任务，概括为十二个字，即大转移、大破坏、大潜伏、大逮捕。
所谓大转移，就是把中央银行现存的黄金、白银、银元等，全部运往台湾，其他类似棉纱、布匹、设备、车辆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尽可能地不留给共产党一丝一毫。
所谓大破坏，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即“战场上打不过共产党，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为此，毛人凤专门筹建了一支在“国军”丢失防区前搞大规模破坏的队伍，名曰“技术总队”，由保密局的爆破专家社长城当总队长。杜长城走马上任，蒋介石朱笔一挥，给了两千多人的编制；陈诚也表示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随后，毛人凤又委托叶翔之，在苏州举办爆破训练班，鼓励各公秘单位动员所属特工及其家属报名参加，训练班设在苏州阊门外，借用交警总局的一所大院，训练内容主要为炸毁工厂、桥梁、车辆，以及埋设地雷、布设水雷等等。
所谓大潜伏，就是把特工人员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开展活动。为此，毛人凤专门开了两次特工系统的会议，一次在年初，地点是洪公祠保密局的新大楼，参加的有南京站站长钟贡勋、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上海站站长刘方雄等华东区的特工头子。另外，该地区所有归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的首脑也都来参加了。会上，毛人凤强调了搞好潜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潜伏人员的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即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者有相当的公开职业掩护、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能够开展活动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毛人凤还就潜伏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搞双层布置的构想。
一层是组合潜伏，力争混入中共的政府机关，最好能混进共产党的组织里。
每个大城市都要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潜伏组合。组长由没有暴露身份的专业特工担任，这些特工，现在就可以表现得左一点，为日后的潜伏创造条件。
另外，每个潜伏组合应配备一到两部电台，必须伪装得巧妙，可以装在办公室抽屉的后半部，也可装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里面。另一层是个人潜伏，不结成小组，不与潜伏组发生横向联系，也不配备电台，专门从事寻机破坏、造谣等活动。同时，为鼓励潜伏人员勇于赴任的积极性，会议规定待遇从优，薪水一律以黄金计算，一般组员黄金三钱到六钱不等；组长兼电台报务员，每月包括房租可得黄金二两左右，相当于同级特工收入的几倍。
第二次会议于3月召开，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重庆“3。17”会议。其间，布置潜伏是一项重要内容，跟一月份的南京会议比较，会上又提出了“复线潜伏”、“乡村支援城市”的新构想。发明者是徐远举，他认为一月会议构想的潜伏，基本上属于单线潜伏，这不管用。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面前，要想在丢失的城市里立足，必须与活动在乡村郊野的游击队武装配合，必须以乡村支援城市，尤其是西南这片地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绝对有打游击的条件。当时，毛人凤十分欣赏徐远举的新构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经过“3·17”重庆会议，“毛记”特工系统大潜伏的计划更趋具体周密，当毛人凤得到蒋介石按“应变计划”行动的指令时，大潜伏已在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实施阶段，比如苏南成立的“太湖游击纵队”，湖北站搞的“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广西站把十万大山的土匪拼拢来，号称“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等等；都是“复线潜伏”的具体实施。
所谓大逮捕，就是对国统区进步力量与主张和平解放的力量进行镇压，主要着力点是剪除那些暗通中共，或者准备投靠共产党的“党国”军政要员。
这一部分行动，跟大潜伏差不多，也在蒋介石发出指令之前，进入了实施阶段，其间，于3月份侦破的“京沪暴动案”，就是“毛记”特工系统的一个“杰作”。
“京沪暴动案”
蒋介石下野不久，一批在南京、上海军、政、警、宪界的民革成员，酝酿于京沪两地举行军警起义，采用兵变的方式，将李宗仁、何应钦等高级军政人员一网兜捕，迫使他们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兵变的主要发起者有：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葆真（民革中央常委、华中军事特派员）、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孟士衡、国史馆主任秘书胡勤业（国大代表）、国史馆庶务科长田绥祥（国大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内政部简任秘书秦荣甲（立法委员）、内政部人事室主任刘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