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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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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冒出了两个保密局,一个名正言不顺,一个言顺名不正,对此,也有人称为“真假保密局”。那么,这种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颠倒程度究竟如何呢?下面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1月21日,李宗仁接过总统印信,立即发出了第一号令: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首先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且要用飞机迎接他俩进南京共商国是。命令公布后,进步人士纷纷叫好。接下来,便有各报记者登门采访重庆市长杨森,问他何时放人?杨森说,我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放人。记者追问,不就关在磁器口吗?杨说,你们比我清楚,我管不了这事。于是,舆论大哗,声称代总统的命令,犹如一纸空文。

李宗仁要维护权威,打电报责问杨森。杨森回电说,关人的事,归保密局管,该找保密局要人。李宗仁立即把徐志道召去。徐说,自己也不清楚,毛局长当初只把局本部交给我,没把监狱移交给我。李宗仁问,那么毛人凤现在哪里?徐说他不知道。李宗仁没辙了,气得直骂“荒唐”。

好在舆论难欺,有人指出,杨虎城就关在重庆。于是,几个胆大的记者硬闯进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找徐远举对话。徐装糊涂,声称自己也不知道。

徐说不知道,显然有假,但心里有“鬼”却是真的。一来毛人凤引退前打过招呼,并且安插了亲信周养浩当西南特区副区长。毛人凤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西南特区除了管辖云、贵、川、康四省的公秘单位外,还管着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地区。这块地方,当时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腹地,如果国共交恶,开战依然不止,这里就是蒋介石最后的退缩之地,由此,也突出了西南特区的重要性。这样一来,诸事没有周养浩的同意,徐远举不敢独断独行,另外,毛人凤还对他许了大愿,说是要向老蒋保举徐当昆明警备司令,并送上三个交警旅作为基本力量。徐远举对这个中将的衔儿,眼红嘴馋,不做一点“良好表现”,怎么说得过去?

然而,有“鬼”终究心虚,记者一走,徐远举马上找周养浩商量,周拿不定主意,抄起电话机要了毛人凤的长途,用一口道地江山土话汇报情况。

毛人凤关照周养浩,暂时按兵不动,等候回音,随后飞注奉化,向老蒋请示。

蒋介石气呼呼地说:“如张、杨当年听从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就会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毛见蒋不允许放人,建议换个关押的地方,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徐远举通知杨虎城让他准备一下,启程前往贵州。

杨虎城已从报上获悉了总统下令释放自己的消息,见徐远举要他挪窝,顿时大发脾气:“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死也死在这里!”吵了半天,没有结果,徐远举只好让周养浩再去规劝。周对杨说,没有老头子的命令,谁也不敢作主。劝杨再忍耐一下,终会有出头之日。杨虎城无奈,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撤换看守龚国彦;第二是把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起走;第三是要周养浩沿途护送。周养浩请示毛人凤之后,全部答应。

不久,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被悄悄地押到了贵州黔灵山麒麟洞的一所房子内。

这时候,李宗仁正为寻找毛人凤而大犯其愁,不知谁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在《中央日报》上登个启事。结果,南京、重庆、武汉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跟着起哄,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的寻人启事,登得不亦乐乎。结果呢?毛人凤缩在公馆里屏气不吱声,代总统的第一号命令硬是成了一页废纸。

“总裁办公室”要员

其实,毛人凤的幕后指挥只是蒋介石幕后指挥的一个缩影。就在李宗仁四处碰壁的当儿,老蒋的影子内阁——“总裁办公室”也在奉化成立,主任是蒋经国,毛人凤“荣任”办公室要员,三天两头在上海、溪口之间飞来飞去,成了忙碌的“闲人”。

毛人凤进入蒋介石的小班子,意味着蒋、毛关系的升华,甚至可以这样说,蒋对毛的信任,已超过了对全盛时期的戴笠,同时也是毛人凤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这一特殊的地位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和荣耀。

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毛人凤特殊在哪里呢?若不是老蒋亲自授命,他还不敢相信。当时,老蒋“闲”居奉化,浙省的父母官(即省政府主席)是陈仪,江浙防区(即京沪杭警备区)的总司令是汤恩伯。汤是陈仪的学生,陈仪是汤恩伯步入军界的引路人,情同恩师。眼下,老蒋把性命交付给这一对师生,不能不防(可能是“西安事变”的后遗症),于是把毛人凤召来,交代了暗中侦伺的使命。具体执行过程中,浙江站站长毛万里负责监视陈仪;二处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负责监视汤恩伯。

陈仪乃堂堂上将。汤恩伯既是老蒋的心腹,又是戴笠的生前挚友,放在过去,不要说监视,就是别人打来的小报告,也要为之遮掩几分。现在,忠诚高于私交,毛人凤一反常态地瞪起了“火眼金睛”。不久,毛万里有所发现——陈仪暗中跟李济深来往。接着,毛森也有发现——汤恩伯的秘书丁名捕有共党嫌疑。这可是总裁鼻子底下点火啊!毛人凤听完汇报,马上去见蒋介石、老蒋城府极深,第二天召见陈仪、汤恩伯,故意露出气馁相,请他们各陈高见。陈仪不知是计,当场劝蒋出洋。汤恩伯见老蒋面色冷淡,知道犯了大错,陈仪一走,马上向老蒋讨好,愿意反省自己保荐陈仪当浙省主席的行为,同时建议另派周嵒来接替陈仪。

汤恩伯的诚惶诚恐其实还另有原因。

自解放军于三大战役获胜后,陈仪目睹国民党的日薄西山,萌生了仿效傅作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念头,暗中开始与中共方面接触。当时,代表组织与陈仪联络的人叫胡邦宪,是陈仪的旧属,也是中共党员。由于东南的半壁兵权攥在陈的门生汤恩伯手里,策反工作的重点自然需要转移,于是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接受派遣去汤恩伯处作说服动员的工作。许多话都是挑明讲的,汤恩伯并没有表示拒绝。这样一来,陈仪热情高涨,丁名楠往返于沪杭之间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引起了毛森、毛万里的怀疑。到了1月底2月初,丁名楠、胡邦宪再次抵沪,带来了陈仪的亲笔信和所拟的八项要求,即释放政治犯、保护防区内军事物资、停止修筑淤沪工事、减少征兵等等,井说,只要汤做好向解放军投诚的准备,可以担保取消他的战犯罪名,给予相当的职务,所属部队可依民主原则进行改编。同时还说,为了联络方便,希望汤正式给丁名楠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参予戎机。

汤恩伯留下了丁名捕,态度上却仍很暧昧。正在这时,毛人风向蒋介石汇报了汤、陈的“问题”。接着,老蒋一番敲山震虎,使汤恩伯慌了手脚。

不久,陈仪被免职,气咻咻地跑到上海,逼汤恩伯表态。汤十分害怕,觉得还是向毛人凤、毛森说开了好,于是,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即先由毛森对陈仪实行软禁,但不铸成大案,包括不迫捕丁名捕。

随后,由毛人凤去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表明两个意思:一是汤恩伯跟老蒋走,决不叛变;二是务必保住陈仪一条命。

据毛森回忆,毛人凤到了溪口,并没有向蒋介石转达汤恩伯要保全陈仪性命的请求,事后还恶狠狠地说:“陈仪与军统有宿怨,干吗要救他一命呢?”(当年,陈仪杀张超,戴笠发誓要报仇雪耻,详见第七章)可是,回到上海,毛又蒙骗汤恩伯说,蒋介石听了自己的汇报,允可一切照商量的意见办理。

汤恩伯不放心,又间,蒋有无答应保全陈仪的性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汤恩伯甚感欣慰。

毛森认为,毛人凤没有把汤恩伯的全部要求禀告蒋介石,是从毛人凤讲到宿怨一节作出的推论,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当时毛对蒋的忠诚,严然超过他对戴笠的程度。早年,于军统有“公道”,“婆心”之说,戴做恶人,毛做“菩萨”,许多看似背着戴笠干的事,其实毛事前大多征得戴笠的同意,或者事后向戴笠禀明,通常不打“闷包”。由此推论,毛也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对老蒋隐瞒,很可能是说了全部情况,再向老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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