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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么一个扎手的人物，戴笠说不出的讨厌，却又无可奈何，推给别人应付吧，谁都视若“瘟神”，惟恐避之不及。最后只有请毛人凤担纲，经毛人凤三磨两弄，情况居然大有改观，那番降龙伏虎的本领，也就是貌恭言谦的“君子”风范。凡是胡靖安要求的，能办则办，不能办的就堆着笑脸凭他训斥。时间一长，磨平了性子，只要是毛人凤出头，胡靖安也就熄火了。
广结善缘
戴笠在军统局总理纪念周上训话时，有句口头禅，据说是源于一家土地庙门上的对联，叫：“公道公理，婆说婆心”。与会的人听了颇以为然，都觉得“老板”就是“公道”，毛人凤则是“婆心”。事无大小，“老板”说了算，“公道公理”；排忧解难，“善意”待人，毛人凤多的是温良“婆婆心”。
在军统局里，戴笠的悍狠与暴躁是出了名的，不论谁犯了过错，误了事，他都无法容忍，满腔的恶怒迎头砸来，犹如山崩地裂，吓得挨克的人个个面色惨白，冷汗淋漓。如果再稍有点不对劲的地方，性命前程就可能化为粪土。
有一次，戴笠吩咐王莆臣处理一份函件，王无意中给办砸，误了戴笠的事。
为此，王莆臣吓得要命。过去，他听过戴笠“敲木鱼”式的提醒，并以复兴社“十三太保”的酆悌为例，说此君所以倒霉，就在于秘书的使用不当，以至辜负了领袖的信任和期望。因此，你们当秘书的必须准确、谨慎，半点马虎不得。这一回，王莆臣马失前蹄，犯了错误，他担心过不了关，整天哭丧着脸，躲在一边叹气，正巧让毛人凤瞧见，忙关切地上前询问。王莆臣一五一十他说明了原委。毛人凤劝他不要着急，先写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争取主动，然后亲自交到“老板”手里，越快越好。
王莆臣照毛人风的吩咐做了，等他去戴笠办公室递交报告时，发现毛人凤也在那里。情况不出预料，起先，戴笠像点着了药引的挂鞭一样，炸得叭乱响。王莆臣洗耳恭听，唯唯称是。慢慢地觉着火头小了，只见毛人凤站了起来，接过老板的话茬儿说：“璧男（王莆臣表字），你怎么搞的？还当是过去大家当学生子的时候，可以下分彼此啊？现在都吃公家饭了，闯出大祸，江先生可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处处替你担着啦。”
听话听音，王莆臣立即明白：毛人凤是借着批评自己提醒戴笠，不要不顾“亲情”。于是，斜目瞟了“老板”一眼，发现戴笠坐到了椅子上，正看着自己送来的自请处分书，然后叹了口气说道：“算了吧，也别提什么处分了，以后当心点！”王莆臣如释重负，指天划地地下着保证，心里却把毛人凤感激到了顶点。
类似这样的“行善”，毛人凤一般不划界，无论亲疏，出得上力的，都会尽力而为。就拿军统局一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来说，戴笠特别看重，每次都要请一些党政要人和其他机关的首脑到场。这样一来，可就苦了负责布置和筹办会议的部门，诸如布置组、交际股、警卫处等等，稍有不合心意的地方，轻则詈骂，重则挨打，常常弄得满地都是砸坏的板凳和暖水瓶的碎玻璃片，再就是一张张鼻青唇肿的哭丧面孔。逢到这类事，毛人凤总是硬起头皮充当“灭火器”，甚至不惜在众人面前接受戴笠的训斥，直到“老板”
偃旗息鼓为止。事后，他再拿出一笔款子，分别送到被戴笠打伤的人手里，算是聊慰皮肉之苦。钱当然不会花得很多，敛到的好处却不会很少。
沈醉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说到过一桩毛人凤代人受过、笼络人心的事。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乒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到自己手里，于是便把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有关宪兵不法的材料，一古脑儿地搬出来，写成一份近两万字的长篇报告，吩咐文书科的郭子良赶紧抄写出来。
郭子良抄到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便去睡了。第二天一早，戴笠亲自来文书科拿报告，找不到郭子良，一打听说是在睡觉，马上叫警卫从寝室的床铺上把郭拖起来，一问，报告还没誊好，气得他一跳三丈高，抄起棍子要打。毛人凤见状，忙伸手拦住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的，上午一定抄出来。”
戴听罢打不下去，转过身来指责毛人凤不知轻重缓急。戴走后，毛对郭说：
“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一个劲儿地向毛人凤表示谢意。
另外，毛人凤还精于“人走运时，托一把不知道；背运时，拉一把忘不了”的门道，喜欢在逆境中“扶危济困”，让人一辈子记住他的好处。比如前文提到的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渤，以戴罪之身奉召回重庆接受“精神处分”。他去小巷子局本部报到时，总以为挨训作检讨肯定免不了，想不到毛人凤非但什么都没说，还彬彬有礼地为他安排了食宿，当场就给陈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好印象。后来，陈被安置到第三处任代理处长，因为从来没有干过内勤，犯了愁，“不得不去请教毛人凤先生”。据他多年后的回忆，当时“毛人凤先生很照顾我，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的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尽管如此，对毛的好感仍大大地加重了一层。
重庆时期，军统对外的形象不佳，毛人凤曾着力加以改善，不管效果如何，多少也为自己结了不少善缘。比如有一次，军统的一笔公款失窃，秘书室的秘书郭宗尧多次催重庆警察局前来侦破，均无下文，心中非常愤懑。总务处长沈醉因在重庆警察局干过，便自告奋勇地提出，陪郭秘书前往促成此事。谁知道，这位原先一直干外勤的郭秘书，受“戴笠风格”影响太深，一到警察局，三句话不顺，张手煽了对方的传令兵两记耳光，由此惊动了主管长官，只见他疾疾地从楼上走下来，上前询问，话还没说出半句，郭秘书又是一记巴掌，打得人家捂着腮帮子，半晌不敢出声。沈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小小的秘书，竟然如此霸道，羞恼得他别转身子就走，耳朵里还时不时地听到郭秘书训斥人的大嗓门。回到罗家湾，沈醉向毛人凤作了汇报，10分钟后，毛人凤便下达了免去郭宗尧秘书之职的命令。消息传到外厢，至少警察局方面对毛人凤的“禀公”办事有了好的口碑。
俗话说，多一尊菩萨多一柱香，多一个篱笆多几个桩。自从娶了向影心为妻，毛人凤的善缘越结越多，越结越广。这对夫妇确实搭配得合丝合扣，一个示人“婆心”，一个极其热情。据当时在军统本部行动处任处长的徐远举回忆：“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当时的想法是：依靠戴笠向上爬……未去钻毛人凤的门子。不过，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同我是旧相识，对我很好，经常对我挤眉弄眼，还常常拉我去她家中吃饭，与毛人凤、何芝园、潘其武一道赌博，她总在毛人凤面前说我好。”
如果换了一些不够档次的小角色，只要去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