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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统治者反对讲学,主要是怕汉人借此进行阴谋集会。及至乾隆时期,这种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乾隆认为,讲学的最大威胁在于容易滋生朋党倾向。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的道学本身,乾隆是坚定支持的。但是对于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诸大儒的样子,要求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自由辩论,他则绝不允许。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盖党内有党,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学术的共同规律。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多源的,许多儒学大家往往把自己视为儒家正统,而把他人视为异端或非正统。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很容易导致一些不同学术派别的争执甚至冲突,而科举出身的朝中官员无不是儒学信徒,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极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比如宋代朱熹与陆象山就曾经势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又发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发了朋党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如此,“小则紊乱朝政,大则颠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责尹氏的圣旨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
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因聚会而议论,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是必须禁止的。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不可以道统所在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学名臣,企图重新挑起“正统”之争,煽动讲学之风,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罪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组成专案组,对尹嘉铨进行审讯。
审讯进行得极有特点。在皇帝的授意下,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大逆”实迹。他们知道,这个“道学家”、书呆子,一辈子只知道读书做文,想成为大圣大贤,“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动问题”。他们审问的重点,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会审尹嘉铨时,审案大臣丝毫不顾这位前“三品大员”的面子,为了“泄公愤而快人心”,将其“严加夹讯,多受刑法”,以拷问“其究属何心”。在夹棍之下,这位圣人之徒没有挺住,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请看以下几段审讯记录:
当年尹氏当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审官首先追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自打嘴巴,承认自己“怕老婆”“假道学”,承审官并不满足,又追问起他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为妾未果的事。
承审官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她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将要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已经承认自己廉耻丧尽,承审官却还有更尖刻的问题。
承审官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承审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没有皇帝的授意,他们是不敢把审理“国家要犯”的严肃之地变成嬉笑怒骂的娱乐场所的。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对“道学家”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假道学”。三代皇帝表面上对“道学”尊崇备至,但用人行政中,却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对于那些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成天致力于“为贤作圣”的书呆子其实不屑一顾。
应该说,“道学”确实有真假之分。“道学”一名流行之后,“假道学”这三个字就应运而生,如影随形。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为庸常人性所难堪,而学做圣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因此有的人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有些道学家,不注意力行实践,而致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圣人”模样,峨冠,阔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饭,菜羹,在家静坐不语,出门则平步阔视,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还有的道学家,表面上满口天理流行,行动中却处处人欲为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的作风有精彩的描写:“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假道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没有修到大圣境界,却妄图进入历史。尹嘉铨为人行事,就颇多假道学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击假道学这么简单。在打击假道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对“真道学”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说,“道学”或者说“理学”,要求人们践行圣人的教导,做正人君子,忠君孝亲,对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连这种“道学”本身[·],也成了专制制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家学说为士人们设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