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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得比东南一带的人多，我想是由于四川不征收丁税所以隐漏的户口比较少的缘故吧？
李心传的话自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却还是解释不了真正的原因。以正常的家庭规模平均每户至少4。5口计，如果有80％的家庭按实际情况上报，其余的20％的家庭就必须每户分为11户；如果有50％的家庭按实际情况上报，其余50％的家庭也必须每户分成五户，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从宋朝的记载看，有资格、有必要人为分成很多户的家庭只限于大地主和大官僚。如果这类人占总人口的5％的话，那末他们的家庭必须都分成41户以上，才会出现全国平均每户不足一个半人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半以上或更多的人都这样做，这种做法事实上就成了合法现象。
其实，宋朝存在着不止一种户口登记制度，有的登记全部人口，有的却只登记其中承担赋税的人口（即所谓的“丁”），后者就是每户二口左右的数据的来历。就在李心传自己的同一本书里，就记载了另一项数据：鄂州七县在绍熙四年（1193年）有6万多户、31万多人，平均每户是4。73人。这位李先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鄂州居然不存在浙江和四川同样的人为分户现象。很明显，宋朝实际实行的制度就连当时的学者和官员都搞不清楚。所以尽管我们今天可能合理地解释这一奇特现象，却始终没有能找到原始资料来证实。
7。 礼失求诸野
最后，还有一方面的因素也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以往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分散的、没有文化的小农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也习惯于当差纳粮，服从一切官吏。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现实制度的承认一般都相当慢，交通的闭塞、传播媒介的缺乏更拉开了他们与现实制度和城市居民间的距离，所以很多高度统一的制度往往管不了高度分散的穷乡僻壤的小农。天高皇帝远，连最专制的皇帝也无法建立起足以控制全部小农的统治系统。
在中国农村，人们对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历史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已经更改的年号可以继续使用，已经驾崩的皇帝可以继续接受“当今皇上”的礼遇，已经被推翻的朝代可以继续成为效忠的对象。照样实行已经废除的制度，穿戴过去的衣冠，沿用过去的礼节，那就更不足为奇了。直到近代依然如此，科举废了多年，村塾的老夫子还在鼓励学生考秀才。辛亥革命以后，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还会继续存在。前清官员乡绅的特权，并未随着民国的到来而失去。清末已经宣布废除的笞刑，依旧在宗族统治中施行。“礼失求诸野”，这句话真不愧是圣人的名言。
在这种表面高度统一而实质上却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任何不符合现行制度的公开变革，无论有多大的积极意义，都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国家机器实际上并不是按照貌似统一的制度在运转，而是由多种潜在的、稳定的势力在驱动，所以即使改变现行制度，它的巨大惯性也足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分裂和分治不仅打破了表面的统一，而且多少消除了一些旧制度的惯性，在政权的分崩离析中有可能实现新的变革。
8。 朱元璋的“直隶”
既然分裂政权往往相当于原有统一政权的一个或几个一级政区，那么它们与原有政区有什么根本区别呢？
最主要的不同是，它们是独立的、自主的，而一级政区必须听命于中央。从行政层次来说，分裂政权实际上取消了一个层次。分裂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一般都要选择一个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军事上利于防卫的地域范围，比较符合自然和经济区划。而统一政权内部政区划分的主要标准，只是便于中央的控制，以便保持政区间的平衡，有时甚至取决于皇帝个人一时的好恶。而集权政权无休止的因循，就使这种不合理的划分长期存在。
当四川盆地和关中盆地分属于不同政权时，它们间的界线一般就是秦岭山脉，汉中盆地南属四川的政权。但在元朝灭南宋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时，却将汉中盆地划归陕西。这是由于秦岭山脉曾经是宋金和宋元对峙时四川的屏障，对此元朝统治者记忆犹新，使汉中盆地北属陕西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道屏障。元朝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这样的划分有利于它自北而南的控制。以后的明清政权都建都北京，维持这样的区划对它们的统治也有利，所以一直未作改变。但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角度看，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属于同一政区当然更加有利。在交通不发达，穿越秦岭困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尽管汉中盆地的北属已经有七百年了，但当地的从文景观依然更接近于四川。
今天的江苏和安徽二省分别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江苏又与浙江分割太湖流域。但在明朝以前却并非如此，这两省之地一般是自南而北分为二至三个政区，或以长江，或以淮河分南北，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现在的区划是明太祖的杰作。这位开国皇帝建都应天府（今南京），自然要在周围划出一大片地域作为京师直隶，于是作为财赋主要来源的太湖流域就全部划归京师。凤阳是他的老家，是祖宗陵墓所在，也应该让它享受京师的待遇，所以直隶的北界越过了淮河。后来朱元境大概也感到浙江作为一个省实在太小，而且省会杭州就紧靠省界，才将太湖南的湖州、嘉兴二府划给了浙江，这样就划定了大致相当今天江苏、安徽二省的京师（后称南直隶）。浙江太小的矛盾解决了，太湖流域分割的局面却产生了。清朝初年还沿袭了这一区划，以后统治者也感到辖境过大，应该划小。但出于均衡财赋等方面的考虑，没有恢复自南而北的划分，而是将它由北到南地分为东西两部分，最终形成了江苏、安徽二省。
或许有人会提出，分裂政权即使客观上比较符合自然地理区划或经济区划，但它们之间只有用武力才能作边界调整；而在统一的条件下，只要中央政府一道命令，行政区域的划分就可以做到非常合理了。
这样的说法在理论上或许是无懈可击的，政区的调整对集权国家来说的确是非不能也；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原因是不为也。最高统治者最关心的是他对各政区的绝对控制，而不是各政区的合理开发和最佳的经济效益。对这些方面，统治者或者根本不了解，或者认为与皇朝的长治久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地方行政长官中虽不乏洞悉利弊的干材，但他们不过是替皇帝管理私产的奴仆，只要在他们任内使这份产业完好无损甚或有所增加，他们就算尽忠职守，就可以升迁了；至于这份产业的划分是否合理，本来就与他们无关，又有谁会冒着改变祖宗制度或得罪朝廷、结怨同僚的风险去调整政区的意见呢？所以，元明一时形成的并不合理的一级政区划分可以毫无变更地存在到清末、民国。
三 分裂政权的贡献
引言：人类总是要寻找最适宜的地方从事生产和生活。在人口还不太多、社会生产力还不够高的情况下，一个政权尽管可以占据很大的领土，但它能够开发的地区总是有限的。它的开发重点只能集中在原来有较好基础，自然条件优越、距首都又不太远的那些地方。所以在清朝以前的那些统一王朝，尽管幅员广大，但在开发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方面的贡献往往还不如分裂、分治政权。这一看来矛盾的后果其实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1。 小国的自立自强
在统一政权中，只要在主要农业区的人口没有达到相对饱和的程度、总人口压力还不严重情况下，就不会有开发边远地区的动力。而在分裂或分治的情况下，各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开发自己所占有的地区，即使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秦汉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关东和关中，南方地广人稀，相当落后。到了西汉中期，关东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地少人多、人口趋于相对饱和的局面。但在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还有不少地区人人口稀少，并未得到很好开发，东部沿海地区也有不少地方农业生产落后。这些地区离发达地区距离较近，自然条件相似，开发比较容易，也便于流民移入。而南方原始植被繁茂，气候过于湿热，交通不便，开发初期困难很多。分散的小规模开发收益有限，大规模的开发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