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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汪精卫、周佛海派出他们的亲信、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林柏生及梅思平赶赴香港，开设国际编译社，并创办蔚兰书店，由林柏生主持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丛书，朱朴主编国际通讯，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该社助编有张百高、胡兰成、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等。根据我们的情报，该社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讨论一星期内国际实事，主要是对日情报，会后草寄两份同样内容的报告给周佛海，让他转呈蒋委员长和汪精卫……”
“怎么会这样！？”
安毅叹息一声，站起来来回踱步。
蒋介石防着自己和共产党，这可以理解，但他弄不明白，现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情况，比起原来的历史要好得多，尤其是有着西南工业基地的支持，中央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为何蒋介石还是一门心思想着和谈呢？
至于周佛海和陶希圣，当年在南京期间，安毅就对两人知之甚深。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中共一大，二四年国共合作形成，周佛海接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之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于当年九月脱离共产党组织，并加入国民党。时革命气氛浓郁，身为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在广州呆不下去，于是带着周佛海，一起跑到上海，随后周佛海再次前往日本留学。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进入江西，周佛海眼见蒋介石坐大，连忙归国投靠。二六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兼校长，张治中任该校教育长，周佛海奉蒋介石之命，任该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北伐军进攻浙江，张治中兼学兵团团长，校内工作大半由周佛海负责。翌年一月，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视察，周佛海因嫖ji染上梅毒，正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介石找不到人后大发雷霆，周佛海闻讯后紧急返回学校，向蒋介石密报学校内部国共两党的情况，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一二后，周佛海携带妻子逃出武汉，投奔蒋介石，从此一路高升，先后担任中央学校政训处长、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等职务，和杨永泰、陈布雷并称蒋介石身边的“文胆”。
安毅曾经在中央军校和周佛海相处过，知道此人两面三刀，不好相处，于是敬而远之。不过，由于蒋介石的赏识，周佛海一路青云，一九三一年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委，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武汉行营政治训练部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他开始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安毅曾听说，第二次淞沪会战期间，自己在上海带兵打仗，在后方的周佛海担心日机轰炸，便在南京西流湾八号的花园洋房的花坛下，修建了一个地下室。许多人听说周宅有这么个地下室，纷纷前来躲防空警报，有的干脆搬到周宅，来客中间武将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文官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等。安毅估计，这个力主和谈、唱衰抗战的团体，便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二六年冬，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期间，邀请他出任政治教官。二七年五月，为讨伐夏斗寅部的叛乱，该校师生改编为一师前往阻击，陶希圣先担任该师政治部秘书，后担任军法处处长。二八年，周佛海又推荐陶希圣任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结果被黄浦嫡系师生群起驱逐，无奈之下，只得跑到上海租界躲避。
陶希圣不甘寂寞，参加了改组派的反蒋活动，结果蒋桂大战、中原大战汪精卫败北，眼见就要倒霉，慌忙求到周佛海门下。周佛海念及旧情，求得陈果夫、陈立夫CC系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一二八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陶希圣担任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卢沟桥事变后，此人日夕与周佛海等人沆瀣一气，鼓吹“抗日低调”，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途径。
安毅心中千般念头转过，忽然回过头，好奇地问道：“照理说周佛海是蒋委员长一系，为何他又与汪精卫搅在了一起？这次失踪的人员中，想必也有此人吧！”
“确有此人！”
赵瑞点点头，随即一脸苦笑：“周佛海曾经多次与汪精卫唇枪舌战，互相臭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誓不再与对方‘共事’。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以为有利可图，匆匆从欧洲归国，周佛海与邵力子、周启刚、彭学沛等人奉命前往迎接，周、汪两人相谈甚得。周佛海为表忠心，大谈‘亡国论’低调，与汪精卫一拍即合。从那以后，周佛海就变成了汪精卫的心腹，汪精卫此次出逃，也是周佛海一手策划。”
“哦！？”
安毅连忙回到座位：“继续说吧，我倒想听听，周佛海到底在汪精卫出逃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赵瑞道：“去年一月，汪精卫和周佛海在南京设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公开的名义是促进和平运动……”
“高宗武？我在南京的时候，怎么从未听说过此人？”安毅问道。
赵瑞指了指先前给安毅的资料。安毅拿起翻了一下，果然在目录中发现高宗武此人的名字，按照索引，细细查阅，才发现此君颇不简单。
高宗武是蒋介石的同乡，从小留学日本，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人称为中国的“日本通”。三十年代归国后，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汪精卫当时兼任外交部长，于是便邀请高宗武加入外交部工作，先在亚洲司任科长，不久即升任司长，其能力甚至得到蒋介石的认同。
根据情报，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人员，商量要打通与日本的外交渠道，决心把这项任务交给高宗武去办，于是便由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蒋介石面见高宗武时，此人夸下海口——“我当以热诚，说服近卫首相，籍近卫首相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折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
结果当然不用说，高宗武去日本后一事无成，但在滞留日本的半年时间里，此人与近卫文麿搭上了线。
赵瑞继续道：“去年二月，高宗武以上次日本之行未完成任务为借口，从陈布雷那里骗得经费，再次由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其时，日本海陆军已在东南亚攻城略地，对于中国的战事，早已决定以维持为主。当然，如果有机会扰乱南京政府法统，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
“根据我们的情报，高宗武滞留东京期间，日本军政要员刻意拉拢，五相甚至亲自出席欢迎高宗武的宴会。高宗武于去年八月回国后，数次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密商，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无疑与叛逃事件有关。”
这时，茶壶“咕咕”地冒起了声音。
正听得入神的小杏花“啊”了一声，赶紧拿起茶叶盒子，给安毅、赵瑞和沈凤道面前的茶杯里撮入茶叶。
一旁，冷月从兜里拿出块手帕，折叠后好小心翼翼地放到茶壶柄上，端起紫砂陶提梁壶，给三个茶杯里各盛了半杯水。小杏花乖巧地把头茶水倒掉，然后冷月继续给三个茶杯斟满，不一会儿，茶香四溢。
安毅问道：“这些情况，蒋委员长都知道吗？”
“应该是知道，我曾经多次写成书面报告，上交军委会……”赵瑞摇了摇头：“可惜，一直杳无回音，只能继续盯着，无法进行抓捕，审讯查证。”
“那这事就应该是高宗武负责，怎么你又说是周佛海一手策划的？”安毅有些不解。
赵瑞端起茶，抿了一口，感觉唇齿留香，赞了声“好茶”，接着说道：
“高宗武回南京不久，就病倒了。原来此人在日本期间，频繁出入风月场所，染上了梅毒，诱发了结核病，一个劲儿地咳血，暂时无法处理事务。周佛海见状，又派在香港的梅思平与日本人接触。经过我们查证，梅思平先后在香港的香岛酒家、格罗斯特旅馆以及上海的梅华堂与日方代表会面，而由始至终，都是周佛海在为梅思平打掩护。
“上个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先后取得珍珠港、菲律宾以及偷袭巴拿马运河的胜利，同时土耳其也倒入轴心国的怀抱。随着日军与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会师，梅思平与日本人的接触更为频繁。当时我就有预感，汪精卫等人以为轴心国会获得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急于下注，有可能在近期出逃。”
安毅也端起茶杯，喝了口含在嘴里，细细品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