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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我们对数学教育要求不高，只需要掌握简单的数学概念、数字运算和简单的几何初步知识即可。剩下的时间，一般会进行树立人格及强身健体的军国民教育，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要进行体育和军事训练，定期组织瞻仰烈士陵园，慰问军烈属，帮助孤寡老人和军烈属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农村农忙的时候，学校还会组织下乡拾取稻穗、颗粒，使颗粒归仓，小学四年级还将组织远足，参观矿山、工厂，培养学生独立自强的品格和精神。
“简而言之，我们的小学教育注重养成个人品德，不管他未来从事什么职业，有一个良好的品德，比什么都更重要。到了中学后，依然将先期进行一个月的军训，然后才开始进行系统的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教育，在学习中，也不时会抽出时间来，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初中两年毕业后，大多数同学都将进入技工学校、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学习，少部分则进入高级中学，继续巩固和加强初中学到的东西，高考将针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考试，合格后进入大学深造！”
安毅的讲解很笼统，却让苏俄访客满怀惊讶。
可能许多读者对南华采用八年基础教育感到不解，认为时间太短。实际上，受疾病、灾荒和战乱影响，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五周岁，如果像后世一样，也需要花费十二年进行基础教育，然后又是四年的大学教育，那么人生已经蹉跎一半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人普遍早熟的原因，正因为生命是如此短暂，十四五岁带着娃娃的姑娘家不知有多少。
当然，随着安毅集团的强势崛起，磺胺和抗生素药品的出现，许多常见的夺人性命的疾病已经可以治愈，再加上灾荒年总是有江南集团及南华集团出来引导灾民到西南地区工作，活人无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大增加，不过由于南华现在还不断吸纳人员进入，新的平均寿命的统计数字还未得出，因此南华依然采取了小学四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大学三年的教育制度。
根据南华新颁布的《婚姻法》，男子十六岁、女子十五岁就可以成婚，同时《教育法》另有规定，南华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若学生愿意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家长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拦，考入大学的女学生的法定结婚年龄可推迟至二十周岁。
按照男子十六岁、女子十五岁成婚的规定，一般女孩子七岁读书，十五岁高中毕业，正好处于人生最为关键的分岔路上，她们必须得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
《婚姻法》还规定，南华尊重个人恋爱和婚姻自由，任何人皆不能强迫适龄青年婚嫁，但允许家长、同事或者亲戚朋友介绍对象促成男女婚姻，如果遭遇家族、家庭包办、强迫和交易婚姻，一旦当事人向当地政府、军管会、派出所甚至民兵组织报案，经查实后，其亲属轻则劳教拘役，重则判刑。如果以上政府和军队派出机构没有受理，导致非正常婚姻发生的，会对各单位工作人员及领导进行至少开出公职的处罚，若果因婚姻悲剧造成人员伤亡，还会追究法律责任。
苏俄代表雅戈达看了身后一位戴着副眼镜，脑门儿微秃，有着一撇大胡子的五十余岁的工作人员一眼，转过头笑着说道：
“彼什科夫同志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1901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皇反动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时候。彼什科夫同志当时在圣彼得堡，亲身感受到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磅礴气势，目睹了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残暴罪行。他为了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揭露沙皇反动政府，抨击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丑恶嘴脸，于是就写下了《海燕》这篇散文诗。乌里扬诺夫同志赞扬它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象征大智大勇的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了革命风暴的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非常欣赏彼什科夫同志的才华，彼什科夫同志的寓所在莫斯科市腹心，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有警卫保护。他的别墅周围，有他喜爱的各种花卉，他吸的香烟专门从埃及定购，只要他需要阅读，任何国家的出版物都会为他弄到。彼什科夫同志还拥有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专用列车车厢，作为革命的‘海燕’和‘旗手’，他获得了几乎可以与革命导师列宁并肩的地位，无数的城市、广场、街道、工厂、公园、剧院甚至劳改集中营，都以彼什科夫同志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彼什科夫同志是我们苏联当之无愧的文学巨匠！”
安毅没有接过话头，而是道：“由于处于战争期间，孩子的父母都需要加班加点工作，我们南华的各级学校包括公立学校都没有放假，而寄宿学校要对孩子国内的父母负责，更不会放假了。为了解决酷暑的侵扰，我们给每间教室都安装了风扇，早中晚三次撒水降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说到这里，安毅话锋一转：
“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饥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是，有的国家和民族，却在拼命摧残和阉割科学文化……据我所知，当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渴望革命风暴的高尔基，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彼什科夫同志，却突然转变了态度，因为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充斥着以暴易暴的肉体报复，人们可以未经审判而随意处死和枪杀无辜者，贵党的《真理报》公开声称，‘我们的一颗人头，要用你们的一百颗人头来换’，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先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优虑，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革命绝不能变成单纯的屠杀和劫掠。
“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个时代的革命暴力，摧毁了贵国的传统文化，十月革命后的次年，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毁坏，藏书被烧毁，钢琴被斧头劈掉，藏画被撕碎，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品在人们眼里变得一钱不值，其中甚至包括沙俄从中国捋掠去的许多珍贵文物。高尔基先生为此感到痛心与震惊，他愤怒地呼喊‘我们正在做的比我们摧毁的还要污浊’。
“可惜，这声音与当时革命潮流格格不入，就像是‘乌鸦的聒噪’，因此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真理报》发表匿名文章，指责高尔基的观点是‘呻吟的庸人’、‘酸腐的抱怨’，还不无讽刺地说‘本该教育人民的高尔基应当去接受人民的教育’，指责高尔基‘不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高尔基与乌里扬诺夫之间的分歧非常大，以至于乌里扬诺夫一再要高尔基去外国疗养，并且告诉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这其实是对持不同观点者的一种驱逐。
“于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三年后，高尔基不得不离开了俄罗斯，先后在德国和意大利居住，但当他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很多人被判刑时，便发表了一封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这封信产生了广泛影响，贵国政府非常愤怒，发表文章批评说‘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
“高尔基先生于1922年出版的《论俄罗斯农民》一书，更是引来克里姆林宫更大的怒火，多家媒体联合起来，一致攻击高尔基，贵国政府甚至决定：如果他进入俄国国境，就逮捕他。当高尔基听说贵国政府要所有图书馆把《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又愤怒地宣布要放弃他的苏联国籍，就这样，高尔基先生一步一步成为了苏维埃的敌人，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被细致分析，高尔基的大量信件，都被秘密警察收集起来，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
安毅似笑非笑地看向雅戈达，目光从他身上掠过，停在了雅戈达身后的那名工作人员身上：“请问，这样的高尔基，是你们的同志和竭力讴歌的英雄吗？”
雅戈达非常尴尬，半天说不出话来，那名五十岁左右的工作人员觉得安毅看向自己的眼神很是古怪，想了想道：
“但后来彼什科夫同志显然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回国后写了许多讴歌社会主义建设，歌颂斯大林同志的文学和诗歌。人都会犯错误，关键是否能够改正错误，而显然，彼什科夫同志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