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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我想与贵方的合作也不会顺利进行吧？”
尽管因为冯自由等人搞出的动静较大。已经引起港府方面的不安，“警方多次传问调查，劝他自动离境”，但杰姆对此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敢轻易答应陈文强的条件。毕竟这关系到港英当局的尊严，以及法津的独立。
“陈大人的建议。我已明白。”杰姆委婉地说道：“但证据是否确凿，是否有必要驱逐这些人，我还要请示港督，相信会有一个令陈大人满意的结果。”
“希望如此。”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本官清乡剿匪以来。屡有盗匪逃避于香港，这对香港的治安也有威胁，希望我们就此能达成了一个共同打击犯罪的合作机制。”
“这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杰姆沉吟了一下，说道：“打击犯罪，维护香港治安，亦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
……………
与澳葡翻脸之后，陈文强再无顾忌，频频出动水师舰只，载着武装警察对海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即便是在与澳葡有争议的水域也是如此。
海盗在此打击下或亡或逃，广东商民拍手称快，唯中华革命党却是切齿痛恨，因为他们眼中的“反清义士”正在遭到杀戮，他们的“革命力量”正在受到摧折和损失。
不仅仅是海盗，还有陆上的盗匪、会党、散兵游勇，在持续且不断深入的清乡中也是损失惨重，或降或逃或被缉捕。广东这个曾被同盟会寄予厚望的起事之地，越来越失去了成功的希望。
而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大义下，在陈文强与澳葡发生武力冲突时，复兴会，或者称为联合阵线的率先表态无疑占据了道义的高点。中华革命党既无法利用此时机在广东起事，又不甘象鹦鹉学舌般发表相同言论于复兴会之后，便唯有沉默一途。
殊不知，越沉默越被动，越令民众产生疑惑，特别是南洋的华侨、华人。之前的抵日运动，北辰等人的态度便很暖昧，不肯亮明旗帜直斥日人之无理，痛国耻之羞忿，亦无热情参与其中，已经令人颇为失望。
而在大事大非中立场坚定，言辞有理有据的复兴会，则再一次争取到了无数的人心。这当然与西南战事的稳固，复兴会已经据有一隅并向清廷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有关。
空喊革命而事无成，空中画饼却终不可得。不管你向人们描述的是多么美好的前景，总要让人感觉有成功的希望吧？同为革命党，复兴会高举旗帜，勇猛向前，自然极大地影响了中华革命党的扩张和发展。
这个时候，恐怕北辰等人才意识到失误，匆匆忙忙地命令汪精卫等人在东京重新把同盟会的招牌立起来。但这已经晚了，东京同盟会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转向革命联合阵线，在舆论的宣传下，新留日学生更愿意奔向前途光明的一边，旧招牌——同盟会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九章革命领袖的选择，反攻在即
尊敬或是尊重，但并不是服从和拥护。
陈文强并不是非要与北辰过不去，他只是不赞同北辰的革命方略，只是对北辰的言辞和行事持反对意见。
“我首倡推翻建立共和，我首倡革命，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都要服从我；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尽管北辰并没有把这样的话付诸于外，但陈文强却读懂了他的心理，也正是这样，他才选择了另起炉灶，选择了组建并资助复兴会，选择了树立并扶持宋教仁这个能够虚心接受意见，能够纳谏如流的领袖。
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也别太把别人不当回事。首倡革命不假，一个“革命先行者”的名头是不是已经很够褒奖呢？难道就因为是首倡，便要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化身，把自己的理论和方略视为金科玉律的革命真理？
不，连穿越者陈文强也不敢如此狂妄自大。他也就更不会习惯于崇拜于某人脚下，盲从所谓的革命唯一领袖。
一个固执己见，甚至是跋扈的人，是得不到陈文强的赞赏和支持的。这也就是包括查理宋在内的一些人屡次相劝，甚至安排机会让两人面谈，也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没有使陈文强拜倒敬服，从此忠心追随。
北辰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是值得赞扬的，但未必就是一个合适的国家的领导人，未必能有建设国家的能力，未必有在复杂国际形势中纵横捭阖的睿智。就象历史上的丘吉尔，坚忍不拔地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了二战，但也就此而已。冷静的英国人民很快便选择了他们认为更加适合时代形势变化的新领导。把声望卓著的老英雄推到了一边，令世人瞠目。
相反，宋复华在思想理论上则更加切合实际。就以借外债为例，他与陈文强交流的时候，便曾言道：“盖以吾国今日之状况论之，资本缺乏。产业幼稚，国民经济枯槁之现象，已达于极致。各国投资贷款之来，虽由于其经济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谙于管理之法，使用之途，与夫一切关于财政之准备，亦未尝不可利用之。”
与陈文强相似，宋复华对均势外债也持赞同意见。他认为列强间互相牵制，此正中国善有以自处之一机会也；不特有以自处而已，更宜进而为牵制各国之动力，以长久维持均势之局。
虽然两人之间也有分歧和争论，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统一意见，但在大方面，说是志同道合也不为过。
而复兴会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起来，这与领导人之间的精诚团结是密不可分的。起初或许是因为陈文强财力雄厚。很多意见有屈从的意味。但革命形势的变化确实很符合陈文强的设想，从而也很大程度地证明了他的革命方略的正确性。到了现在。道路已经确定，各项革命工作走上了正轨，前途一片光明，大部分时候的意见统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明一暗，互相促进，相互借力。革命形势的乐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些只为少数的高导领导所明白，更加不为外人所知。
历史不能重演，但近似的场景却可能出现。革命军西南起事，打到现在。便颇有些象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前后的状态。
从表面上看，围攻或者说围困西南革命军的清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态势看似有利，却存在着致命的隐患。
首先是多头指挥：由于清军是由各省抽调而来，虽然有锡良这个名义上的总指挥，但分防各地的部队长官往往各行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畏战、怯战的心态相当普遍。而部队之间不团结，配合不力，甚至时或互相拆台，这样的指挥层应付平稳战局尚可支吾，一旦战况突变，就很难作出准确、及时的研判和决心。
其次是兵力分散：由于处于包围态势，清方不得不将兵力分散在相当广阔的范围的多处要点，前敌兵力不敷，后方的二、三线更形空虚，不得不大量依靠壮勇、团练补数，这种布置是建立在革命军沿袭死守战略的假定上的，一旦对方转趋攻势，集中突破一点，清军很难阻击，且第一道防线一破，空虚的腹地将立即暴露在革命军的兵锋之下。
后勤呆板也是一大隐患：清军还沿用陈旧的制度保证军需后勤供应，这种体系的优点是管理便利，供应稳定，适应阵地战、围攻战需要，缺点是不适应战场流动多变的野战模式，一旦革命军跳到外线作战，这一体系将很难迅速跟进实施保障。
反观革命军，在起初的猛烈进攻并夺取了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后，在西南大搞整顿，不仅是招兵买马，训练部队，壮大军力，更把重点放在政务、经济方面，等各项制度建起，便是猛虎出柙，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而在这段时间里，战场上也不是一片寂静。其中有清军的进攻、防守，有革命军的袭扰、反击，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清军各部的弱点正在被革命军所一一掌握，比如惮于肉搏，意志脆弱、怕苦怕累，军事部署缺乏整体性，领兵将领及士兵都缺乏实战经验等等，这都为革命军的反攻积累着必胜的把握。
至于反攻的方向，则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四川，革命军要大致沿着当年蒙古人攻取大理的道路，北渡金沙江，攻入天府之国，将革命烈火烧向腹地。
其实说出人意料也不完全是，从清军的整个包围圈来看，北面是相当虚弱的。四川的新军嘛，不仅仅是刚刚编练，而且据情报来看，还是一支很奇葩的队伍，与清末的其他新军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他地方都是新军比旧军能打，但在四川却不是这样，混入了大量袍哥的四川新军的战斗力不仅低于旧军，似乎还有着很不错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