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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他们的口中，朱代东听到了一个名字：纪文升。朱代东在听到这个名字的同时，脑海里马上就浮现了这个人的资料：纪文升，男，四十六岁，曾经担任过木川日报的记者、副社长、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后来调到人大担任正处级干部，前几年办了内退手续。此人可以说是一家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他的儿子是陆军军官学院毕业，现在某部担任副连级干部。纪文升的妹妹也是正团级干部，而他父亲也是木川的老干部，已经逝世。而他的父亲，也是干部退休，住在市干休所里。
像这样的人，谁会怀疑他会跟境外的间谍组织联系起来？可是偏偏这样的人，就是间谍。他假着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借着跟机关里的干部，以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多次借阅甚至是借走机密级、秘密级文件。
纪文升被境外的间谍组织收买之后，假借与高爱英丈夫合伙做生意为名，设下圈套，使他欠下巨额债务。纪文升此后多次以要钱为名，到她的办公室，以种种理由借走各种涉密文件近五十份。不但要看，而且还要拿回家拍照。
此时的高爱英得知纪文升的真实身份之后，留下了悔恨的泪水：“纪文升来要钱的时候，不说要钱，只说随便过来看看。他借文件都说是要涨工作，恢复工作这些事，看看有什么新精神没有、领导讲话什么的，他就要拿回去看。有的时候他就说看不清，字小，眼花没戴眼镜，拿回去看行不行？就这样拿走了文件。”
“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的行为？”审讯人员哭笑不得，像高爱英这样的干部，竟然没有一点保密观念，这样的人让她担任市委办秘书科副科长，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
“他是老领导，老党员，我觉得他这么大岁数，而且他的孩子也是军人，妹妹也是高级军官，他爸原来也是老干部，他妈妈也在市干休所住着。像他们家这样的情况，我没想过别的，现在这个年代我没有那么高的警惕性，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为此我很痛心。”高爱英懊悔的说，只是现在，她再后悔，也是没有用的。被纪文升拿走的文件，大部分都已经传到了国外，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能再挽回的。
朱代东在听到这些对话的时候，也是怒不可遏，他相信高爱英的这些忏悔是发自真心的，但却无法让人接受如此苍白的理由。因为“他”光荣的家史、因为“他”曾经是领导、因为“他”要学习，就可以将涉密文件拱手相送了吗？高爱英的和赤，严重违反了涉密文件保密管理的最基本要求。
在一些人眼中，给老领导、已离开涉密岗位的同事、亲人、朋友看涉密文件，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其中有亲情、友情、有炫耀，也有碍于面子不能拒绝的心理。可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让这些无关人员随便编个借口，便得到了涉密文件，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也许是因为有经济上的把柄在间谍手中，高爱英不想得罪纪文升，因此满足了其阅读涉密文件，进而拿回家看的无理要求。又或许是因为她的保密意识太薄弱了，一个市委办秘书科的副科长，实际主持着秘书科工作的重要机关干部，如此没有觉悟，实在让人痛心。
而且在纪文升拿出涉密文件的时候，无人检查、无人知晓，如果不是从国外发现这些文件是出自木川，恐怕到现在，谁没有人会想到，高爱英竟然是罪魁祸首之一。
因为对高爱英的审讯很顺利，凌松帆在拿到口供之后，跟邱涛交流了一下，邱涛觉得这件事有必要向周保宁汇报。而此时，朱代东也到了周保宁的办公室，按照惯例，在召开常委会之前，会有一个简短的书记办公会。
“周书记，朱市长，省公安厅的同志已经对高爱英进行了初步审讯，她对于自己的事情供认不讳，这是审讯记录。”邱涛进来后，看到朱代东也在，稍微迟疑了一下，才说道。
“高爱英怎么这么没有保密观念？”周保宁眉头拧成了个川字，这么多的机密文件被借出，相当一部分还是他亲自签名的，就这样被人拍了照，他心里一股无名火起。
“市委办决定从今天下午开始，召开全体大会，重新学习和贯彻落实保密制度。”邱涛说道，高爱英的失职，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是市委秘书长，同时也兼任市委办主任，高爱英是他的直接下属，现在高爱英出了事，他这个当领导的也跑不掉。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市政府那边也吸取教训，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次的事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保密工作都刻不容缓。”朱代东拿过那份审讯记录看了看，说道。
“纪文升的案子有多少涉案人员？”周保宁问，纪文升原来当过记者，还当过报社的副社长，后来还在国有企业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到市委工作过，最后在市人大内退的。这样的人，幸好提前内退了，如果是在职机关干部，那木川市这次的脸可就丢大了。
“档案局有一位档案员是纪文升的小学好友，大学同学，另外木川日报一位副总编，好像也为他提供过一些内部文件。”邱涛说道，借着朋友、同事的关系，纪文升以各种理由去借阅文件，这些人因为他曾经的身份，和光荣的家庭背景，对他借用文件的用意，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胡闹！”周保宁一拍桌子，很多文件对于他来说，都能正常阅读，可是对外面的人来说，那些文件就是机密。比如中央对统战工作的一些政策，国外很多机构就很关注。而这些政策性的文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毕竟下发的地区有这么广，阅读的人员又那么多，想要做到完全保密，确实很难。可是难归难，现在问题出在木川，这对周保宁来说，就是一次政治事件。
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这些话在文件里存在了多年，但是落到实处的情况却少之又少。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很多人就开始膨胀起来。思想观念也开始慢慢的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人，都讲究金钱至上，官场中的人呢，只想着往上爬。甚至为了达到进步的目的，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民间有段子，说男人“提钱进步”，女人“日后”再说，这是对官场赤裸裸的讥讽。
“邱涛同志，省公安厅这次来调查纪文升一案，具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朱代东问，这对他来说很关键，这次公安厅能迅速掌握这么多准确的情况，之前肯定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离开木川公安局可以，但是想要绕过市委办是不可能的。
“省厅这次的动作很快，或许他们之前秘密调查了一段时间也说不定。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反间谍监察处就派了人进来，当时我让市委办的人接待了。可是到昨天，凌松帆同志来到了之后，事情一下子就有大的进展。”邱涛说道，他作为市委秘书长，不管什么事情，也都是首先从政治上考虑。
很多时候我们在提拔干部的时候，总要考察这个人在政治上是不是成熟，其实主要是指，他考虑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先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在中国，离开的政治，那什么事都干不成。经商是如此，治政更是如此。
这次的事情也是如此，就算木川真的发生了间谍案，可是这件案子查起来并不是复杂，而且省公安厅早就掌握了纪文升，可以说，对省公安厅来说，这件案子只能算是件普通案子。可是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件原本可以归划到普通案件中去的间谍案，却要惊动凌松帆这个副厅长呢？而且省国安局反间谍监察处，更是出动了七八个人，处长和主管副处长都亲自带队，这是要干什么？
大事可以化小，小事也能变大，什么时候大事化小、小事变大，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说这次木川的间谍案，应该就是小事要变大。像这样的泄密案，可以负责任的说，每年各个城市都会发生。有些案件的影响甚至比纪文升案要恶劣得多，但是省厅好像也没有摆出这么大的阵势吧？
很多问题从表面是发现不了端倪的，但是从事情的结果，却能找出蛛丝马迹。这次如果木川的间谍案闹得尽人皆知，那认是最大的受害者？表面上看，应该是邱涛，但再提高一个档次的话，就应该是周保宁。因为周保宁才是木川的一把手，市委书记。现在木川出了这么大的间谍案，周保宁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如果上面真正追究，也只会追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