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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大家进来，正在打扫猪圈的张富贵赶忙放下扫帚，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走了过来：“你们都来了！那边坐，那边坐。”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笑意，一边说，一边忙不迭地搬动板凳。
其实，那几只板凳根本无须搬动，而且也不够大家坐，然而张富贵还是不停地招呼着，他的神态在殷勤中流露出卑躬。
张瑞祥先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张富贵立即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递了过去：“卷一下。”张瑞祥接过烟盒，慢慢地卷起烟卷来。
张富贵又拿起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又放下，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似地说：“哎呀，不知你们今天要来这里，没做准备。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去烧点开水。”
张瑞祥卷好烟卷，把烟盒放在桌上：“不用了，今天我是带他们走走，顺便到这里看看。马上要走，不用烧了。”
听了这话，张富贵像是卸下一副重担似的，显得轻松了些：“那……那就随便坐坐。”
大家走进里面，只见这些猪圈都建得很大，全部用石板砌成，一排就有十多栏，但养的猪并不多，不过三十来头，有许多的猪圈都空着。张瑞祥告诉他们，这里原先也养过一百多头猪，那是按县里每人平均养一头猪的要求。后来公社又将指标增加到每人平均养一头半猪。那么多猪根本养不起，饲料不够吃，猪也养不大。后来慢慢减少，就剩下这些。
走出养猪场，侯成宝不由又看了一眼张富贵，他对养猪场似乎有点不理解，便问张瑞祥：“这里就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是他老婆，因他媳妇生孩子，到他儿子那里帮忙去了。”张瑞祥回答说。
“他儿子不在这里？”侯成宝更觉得奇怪了。
“因他是富农。两个女儿早已嫁出，一个儿子因家庭成份的问题，没人要嫁来给他当富农媳妇，前年才被招赘到外村。”张瑞祥边走边说。他又告诉大家，由于张富贵以前学过医，懂得一些草药，碰到有谁病了，他都去采些草药给治疗；也会给猪治病。几年来一直老老实实。自从他儿子离去后，队里考虑到他也老了，就安排他到养猪场来。另外，队里也常派人来帮忙，种些喂猪的菜。
走过一片较为平整的田地，大家又到了一处缓缓地一直连到山脚下的坡地。张瑞祥指着半山腰的一排房子告诉说：“那是大队办的耕山队。山上种的是茶叶，山脚下那一片种了柑桔。我们队里的土地也到那里为止，只隔了一条水沟。几年前也在那里种了柑桔，去年开始结果了。”他看了看头顶上的太阳，“那里今天就不去了，现在可以回去吃饭了。”
张瑞祥又带着知青们往前走，刚转一个弯，村子已在前面——原来他们今天走的是一个圆圈，不一会儿就回到了村里。
晚饭早早就吃了，因为大队部已经通告，今晚知青都到大队部开会；另外，知青们也想到分配在其它生产队的同学那里看看，所以特意叫张瑞祥家早些把饭煮了。
吃饱饭，太阳还没下山，大家就出门了。
李卫东他们沿途一处一处地找同学们的住处。每到一处，总先是一阵如久别重逢似的惊喜，一阵亲热的问候，互相拍打着肩膀，互相拉着手，不停地询问别人的情况，又不停地告诉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好像他们分别不是刚刚一天，而是一年。
热热闹闹一阵子，又一起向别处走去。知青们越聚越多，走到大队部，也都到齐了。
大队部设在村子东头的一座旧庙里，大殿的左右两边被隔成两个房间，一间是党支部，一间是大队部，中间剩下的就是当作会场的大厅。殿堂里原有的神像已无踪影，刷上白灰水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毛主席语录，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幅毛主席画像，两旁分别写着两条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大厅里已经摆好了许多木板凳，正中靠近后墙还摆了一张桌子，桌子的后面还有一张靠背椅。大厅正中的梁架下，挂着一盏汽灯，发出耀眼的白光。
见知青们走了进来，兰忠林与大队长张畚箕满脸笑容地招呼大家到凳子上坐，然而大家却纷纷朝前厢房涌去。
这里是供销社的代销店，尽管这小小的店堂根本不能与城里的百货大楼相比，然而它却是全大队唯一能买到东西的地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小店里一些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几乎都有：糖盐烟酒、毛巾电池、信封工分薄，瓶瓶罐罐层层叠叠地摆满了整个屋子，只留下窄窄的一条通道，几个人一来就站满了。尽管昨天刚来时知青们都已经进去一回了，里面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并不新鲜，然而既然到了这里，总想再看看，也还是有人买了些信封、信纸、手电筒什么的。
喧闹了一会儿，知青们终于在板凳上坐了下来，那些看热闹的村民们也围站在一边，大厅里也渐渐静了下来。
兰忠林见大家都坐好了，才坐到桌子后面的靠背椅上，从那褪了色的军装口袋里拿出笔记本和笔，放在桌上摆好。他张了张嘴，刚想说话，见前面的人眼睛都直盯着他，不由怔了一下，一闭嘴，竟没出声，如同一个新演员，刚一上台就忘了台词，尽管先前已背了许多遍。
兰忠林想找一句合适的开场白，既能让人明白他的权威，又能让人感到和蔼可亲，想了几句都觉得不大得体，而所有的眼睛又分明在等他，心里一急，话就出了口：“我是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兰忠林。”他那生硬而带有浓重方言味的普通话，令人感到有点变了味，使得坐在大厅里的知青们感到有点滑稽，有的甚至窃窃地笑了。
话一出口，兰忠林就发觉自己的这句话说得不太理想——谁不知道他是书记？
就算不知道他的名字，待会儿由大队长介绍一下不就行了？他也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没见过场面，一上台就怯场，从他复员回来后当上民兵营长到现在当书记，大会小会无数次，哪一次让他为难过？每次都是先国际后国内，先形势后政策，再结合本地的情况大讲特讲，他甚至为自己有这么一副好口才而沾沾自喜。
然而，今天的会从决定下来后，兰忠林就另有考虑了。尽管在这片土地上，他可以说一不二；尽管他是书记，而这些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也都归他领导，但他也知道，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可以随意斥责的老实农民，他所面对的是一群曾把一切都搅得天昏地暗的红卫兵，是曾真枪实弹地把一切都打得稀巴烂的年轻人。与他们相比，他真为自己当了三年兵才打了九发子弹而感到汗颜。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学历都比他高，政治嗅觉特别灵敏，与他们说话显然要注意点，不然……
话既然出了口，总得讲下去，兰忠林稳定了一下自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张畚箕。”并用手指了指坐在前面的一个人。随着他的话音，坐在前面的张畚箕站了起来，转身朝大家笑了笑，又坐下了。
听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什么名字不好取，却叫了个“畚箕”？照这么说，锄头扁担，木桶犁耙，都可以当名字取了？知青们不由笑了起来。
也难怪知青们会笑，像这种粗俗的名字，城里人怎么也想不出来，更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同这些东西连在一起。可山里人给孩子取名，除了金银财宝，富贵瑞发，就好像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了。有的孩子刚出生，被算命先生胡乱说一番，做父母的担心孩子将来长不大，就取个贱些的名字，猪呀狗呀的就叫起来，甚至还有叫猪屎狗屎的名字呢。
见大家还在笑，兰忠林也跟着笑了笑，要是让他们知道他以前的名字，那肯定会笑得更利害，为了那令人难堪的名字，他不知苦恼了多少回——那年到县城读中学，当老师第一次点名时，念到他的名字“兰狗尾”时，全班同学哄然大笑，尽管老师不断敲着桌子，课堂里还是久久静不下来。那一刻，真让他把父母恨死了。后来参了军，他曾想把名字改掉，换个好听点的，可在部队里要想改个名字，谈何容易，也就搁下来了。
后来机会总算来了，他复员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个复员军人，牌子响当当，加上他能说会道，很快就当上了公社造反派组织“农民赤卫队”的副指挥。恰好当时时兴改名，他这“狗尾副指挥”名称实在不光彩，得改个又红又亮的名字。他本想改为“兰忠东”，意即忠于毛泽东。无奈这个名字早已被县里的总指挥占了，只好退而次之，改为“兰忠林”，意即忠于林彪副统帅。这一改，果然好多了，叫起来也不再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