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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肯定的事情。”吴永成表示赞同吴永丽的这个观点。
作为一个在前世里乡镇工作十几年的干部，吴永成知道，他们的这些调查数据，有不少是不太准确的。
就拿改革以来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来说吧，当时通常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来计算的，包括到了一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可是只有经过在乡镇工作多年地老乡镇基层人员才知道，这么计算在各个方面还是有着很大的出入的。这个指标地衡量，只能是适应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初级，把它与改革前人民公社制度下‘人均分配’制度下进行比较时。尽管二者在形式上比较一致，都市总收入扣除经营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后参与分配人口的比值，但‘人均分配收入’没有包括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地收入（尽管改革前还是很少的）。但是‘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要用来上交集体提留以外的乱收费，这一部分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数目还要远远地大于应该上交的正常费用。还有那个最让人头疼的高价婚姻，娶一个媳妇，就可能使一个刚刚脱贫的中等种地的庄户人家，一下子再回到以前的赤贫时代。
而吴永丽他们下来调查的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农业政策的指导和制定，可以说，那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此外，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计算时农作物实物的折价标准，同时农民们当时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食品结构等诸多因素，也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对象，否
，你总拿粗糠拌野菜之类的代食品、来作为他们的填话，那他们的人均纯收入是肯定低不了的。这样的调查，不仅仅其不到一点的正面作用，反倒会给国家制定关于农业方面的政策，带来很大的危害，到时候，吃苦、受罪的，还不是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老百姓们？？！
吴永成把自己的这些忧虑，对他的四姐吴永丽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又补充道：“四姐，没有详细细致的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掌握这种差异，而仅凭省力的、统计部门的那些统计数据的比较，不仅仅在学术上有较大的风险，更有可能直接给农民们带来无法估算的损失啊！”
“五儿，你说的这些，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在每一个省、抽取一个县作为我们政研室长期的调查点的意义。”吴永丽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严肃起来：“据我们研究室的一些老同志讲，建国以后，我们国家也曾经进行过很多细致的、名目不一的社会调查，但是往往容易为了证明某种理念，而丧失了学术上的实事求是，真正的学术应该是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
这次我们到咱们永明县这个调查点，是由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带队的，他以前也是从农村出去的，也深深地知道农村老百姓们的酸甜苦辣。在北京临行前，他就一再嘱咐我们，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宏观分析时，要非常谨慎，尽量地力求弄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口径、来源和可比性、可靠性，做到最大程度的万无一失。”
“是啊，就是一些从咱们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出来的一些统计数字，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准确的呀。”吴永成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的年报统计数字水分有多少，他还不是太清楚，毕竟他这个县长上任还不到二十天，还没有对那些摆放在桌子上的表表册册，进行打假摸底。可是在他的前世里的时候，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们，往往为了自己政绩的需要，把十分严肃的统计数据，作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当需要突出政绩往上爬的时候，即使农民们的人均纯收入只有年均五百元，他也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大笔一挥，在前面加个数字，变成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一千五百元、或者二千五百元；当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第二年又需要降低人均纯收入标准、以套取国家给予扶贫县的经济援助时，他马上又如法炮制，笔头子上做文章，一年之间，就让农民们又都返回到赤贫年代。吴永成有时也想，是不是后来出现的网络语言中的“灌水”这个词，也是从这里延用、引申而来的。
“对了，四姐，你现在也是你们研究室里的副研究员了吧？在工作上，你现在倒是很有一定的成就了，颗为什么你的婚姻大事总是不见进展呢？前一段日子我工作也比较忙，也没有抽时间专门和你谈一谈这个事情，你和郭勇两个到底关系处得怎么样了？要是差不多的话，干脆也在今年国庆节把事情办了吧？！
郭勇和他的家里人，我都挺熟悉的，蛮不错的。我看你们两个也挺合适的。要不然我这个当弟弟的，成家反倒跑到你这个当姐姐的前面，你让我心里怎么落忍呀！！我可是准备过几天就和文丽到她家去一趟，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准备在十一国庆的时候，就举办仪式。”严肃的话题过后，吴永成马上又想起了四姐吴永丽的婚事问题。四姐吴永丽的个人大事，还真成了吴永成的一块心病，他可不想看着自己心爱的四姐的青春，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悄悄地逝去。女人三十以前还是一朵花的，三十以后嘛，对不起，那就有些日落黄花的味道了，特别是那些有高学历、高职位的女人。
“去，你这个死五儿，人家和你谈正二八经的工作，你却又把心思操到哪里去了？！不和你说这些没用的了，过去见一见我们相跟的两位同志吧，其中有一位就是我刚才给你提起的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们还都在你们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和你们的书记谈话着呢！”
第三卷 崛起 第一百六十章 “海龟”（上）
说要和四姐一起去见她相跟来的同事，其中还有一位永成的头脑里马上就浮现出那位“海龟”的形象：戴着那种老派的圆形镜框，长发一丝不乱地梳向脑后，穿着三件套的西装，皮鞋打得油光铮亮的；说话也是三五句中文中、不时地蹦出几个英语单词，以显示自己身份的不同。
其实在吴永成的前世中，他并没有接触到一位真正的海归，也许是自己前世第一学历太低的缘故吧（仅仅是一个四年制的中专而已），出于嫉妒心理，他对于那些高学历的人，老是抱着一种偏见，总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一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除非是那些做出了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们，他才会觉得真正的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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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如说对这个海归派的影响吧，吴永成也就是一直记得钱钟书先生笔下描绘的、那些海归派的“光辉形象”，诸如方鸿渐之类的，“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快到归国的日子，迫于家中的压力，匆匆忙忙花几个美金，找几个外国做假文凭的假证贩子，买一页子虚乌有的博士头衔，回到国内来糊弄没有见过一点世面的父老乡亲，也算一个交代。
这些海归派们，不仅在国外没有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反倒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少优良传统。也丢了个干干净净，取而代之地是西洋文化中的不少糟粕：待人接物中的狂妄自大、男女交往中地杯水主义，还有装腔作势、崇洋媚外。更有的。一开口便是“我们在国外怎么这么的，而你们中国又是怎么这么的”，浑然忘记了他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四姐，你不是给我找了一个海归姐夫吧？”吴永成想到他的四姐吴永丽刚才说到那个“海龟”时，语调中带着不经意流露出来的那股子崇拜味儿，心头一紧，马上一种担心就涌上了心头，这句话也就吐口而出。他可不想看见他心爱的四姐落到方鸿渐之流的手中去，要是那样的话，岂不是大公猪啃牡丹花——白瞎了那好材料了吗？？！
“什么海归姐夫？海龟。你说地是海里的乌龟、王八？”吴永成的四姐吴永丽，一时被吴永成的怪语说得给愣怔住了。但她马上就反应过来，“龟”不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乌龟、王八吗？，他竟然还敢说什么“海龟”姐夫？那自己被他说成个什么了？？
“五儿，你找死呀？！连我地便宜也敢占？”吴永丽有点恼羞成怒了。多一半还是由于害羞，下意识地伸出右手、熟练地一把揪住了吴永成的耳朵。
“哎呀、哎呀，疼啊。四姐。快松手、快松手。”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