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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们对于培养自己的女儿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因为国家通过延迟女性的公共教育而抛弃了她们，或是将她们委托给教会照料，这是一个具有制度性影响的决定，从青春期开始，肉体和心灵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分离。母亲将她们的女儿带入这个世界，神父则引领她们通往道德和上帝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永远延续女性保守的、可纪念的角色。母亲们有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把女儿嫁出去。根据当时的信件，波特…布吉对她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狂热努力，勾画出了一个神经兮兮但却并不夸张的形象，舞会、宴会、钢琴课以及刺绣都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在乡村家庭中，嫁妆是婚姻债券的物质具体化和象征符号。艾格尼丝？菲恩对法国西南部进行了研究，突出显示了“母女关系这一漫长历史”的文化和情感内涵。
由于与儿子相比，女儿们与她们的母亲要更为亲近，也更为依赖母亲，因此对于母亲的缺失或逝去，她们承受的苦楚也会更多。这种苦楚对于家中的大女儿来说尤为严酷，她通常会是代替母亲位置的人选。私人日记有时可以作为母亲不在的一种补偿，就如同我们在卡罗琳？布拉姆身上所看到的。
从城镇到乡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日常关系有着巨大的区别。农村地区并不鼓励人们去展示慈爱的一面。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差别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权威和自我显示的不同理念影响到了个人在自身言行上的选择。在家族内部，我们发现了相互对立的趋势。身体的姿态和感情的表达受到了比以往更为严密的控制，只有妇女和穷人才被允许在疼痛和孤独时掉泪。孩子们的语言错误和不良姿态都要受到纠正；他们被告知，要笔直而坐、规矩而食，等等。另一方面，父母和孩子间的情感交流得到了容忍，甚至被渴望，至少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这样的。在许多场合，抚爱被视作是合时宜并对幼小身体的成长发育有好处的。卡罗琳？布拉姆在父亲去世后，尽管很有节制、不失端庄，但仍叹息再也得不到他抚爱的温暖了。埃德蒙？阿波特1860年前后在希腊旅行时，对于雅典人在私人生活中相对于法国人的温情所表现出的冷酷作出过评论。
另一个亲密的迹象就是家族中“你”的称呼，这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已变得非常普遍。勒古韦赞许地评论道：“在过去，人们只在与他们的佣人交谈时使用主语的‘你’，而不会与孩子们使用主语的‘你’。而今天，情况恰好调过来了。”在《19世纪的父亲与孩子》中，我们读到：“主语的‘你’应该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有规律地使用，以便可以不时地在孩子身上使用宾语的‘你’，作为不满的一种表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乔治？桑德会对其祖母以宾语的“你”称呼她如此敏感。
不仅是乔治？桑德，还有一些像勒古韦这样的自由主义教育家，都坚决地反对肉体惩罚。桑德写道：“古老的方法令我恐惧，我想，如果我这样打他们的话，我会（比孩子们）哭得更大声。”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这里体现出的社会差异也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要记住，在一个已然了解并废弃了封建制度的社会里，肉体惩罚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丑行的终极标志。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甚至要比贵族家庭中的孩子更不易挨打。尽管仍然可以到处看到手执棍棒严厉的人，但是有越来越多不赞同的声音传递了出来。在宣称强制执行军事纪律的初中和法国的国立高等学校或某些公立中等学校，棍棒是少不了的。乔治？桑德面对亨利四世公立学校的代理人时，因恐惧而战栗发抖，“一个绝对权威的凶猛拥护者……他会授权一个睿智的父亲去命令他的黑人仆从在整个班级面前抽打他的儿子，班级里的人会按照级别排成队见证这一景观，而他们都被这因为最轻微的不从而受到的严厉惩罚吓坏了。”然而，逐渐地，青少年们开始反抗此类的体罚方式，就像1832年波德莱尔和他在里昂的伙伴们做的那样，他们的家庭则进行了抗议。这种抗议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寄宿学校在他们的宣传册中发布广告说他们不使用肉体惩罚。国家也进行了干预，再三发布公告提醒教师和其他人“绝对不能打孩子”。1838年，一份类似的公告进入了精神病院，1834年和1851年则颁布了其他两份与小学有关的公告。有些地方的法规甚至更加严厉。签署日期为1881年1月6日的一份规章宣称：“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肉体惩罚。”体罚曾被视为训练和约束身体的方法，一项对肉体惩罚发展进程的研究，显示了其他一些旨在获得规则的内在化纪律形式是如何取代这些更为身体化的方法的。正如贝卡莱曾期望惩罚体制所能做到的那样，目标已然发展到“触及心灵而不仅是身体”。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后者在诸如卫生和惩罚这些事务上仍执著于更为古老的教育观念。不可胜数的自传都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使用严酷的纪律时，教会的修士、修女们总会为此进行庇护，至少在那些教更低年级孩子的学校中是这样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母与孩子（6）
在这里，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教育方法的历史沿革，而是影响到教育体制限制其自身*趋势的家庭需求的方式。在父母对骇人的学校世界进行的首次介入中，私人引导了公众；私人道德观念成为了国家法律。
但是，在农村以及城市中贫穷和小资产阶级的人口中，殴打现象仍大量存在。打屁股通常是广为接受的方式，因其没有超出一定的限制。打屁股一般是用手掌；棍子和鞭子只留给学徒的雇主们和机构中的守卫们，是一个对外的武力象征。挨打是每个19世纪工人的童年记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坊里的情况甚至比工厂更糟，放肆的或笨拙的学徒很容易遭到指派教授其手艺的年长工人痛殴。
人们认为孩子身上的反抗意志必须加以驯服，并且孩子应该了解生活的艰难。“儿子，这会使你成为真正的男人。”身体暴力是男子汉思想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一些人已然将这一模式内化，实际上他们甚至会为自己曾遭受到的殴打感到自豪，并且可能美化这一事实。但是，众多成长中的孩子以及上面所说的青少年们开始反抗。好战的工人们，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宣称已然将他们憎恨的权威从破碎的殴打经历中驱逐出去了。自觉，在一个人所有的身体知觉中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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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两种方式发展着。作为家庭的未来的孩子，父母逐渐加大了对他们的投资，但他们所采用的方式经常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亨利？贝尔的家庭通过他来追寻贵族显赫的梦想；他度过的是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般的童年。小小的杰奎斯？文特拉斯…瓦莱斯不得不承担起他的家族期望提高社会地位的重担。他的父亲是初中的一位助教；他的母亲想让他成为一位教师，农民的粗暴和对受到尊敬的渴求相融合，使她对这个年轻人施加了严酷的纪律约束。开始时，她细心监视他的外表；她期望他能整洁、挺拔，并且衣着得体（“我经常穿黑色的衣服”）；这些良好的习惯可以鼓励他将井然有序的价值加以内化。他从未感受过来自母亲的拥抱，也没有听到过她哪怕只言片语的关爱之辞。“我母亲说，孩子决不能娇惯，她每天早晨都会鞭打我。当她早上没有时间时，鞭打就会延迟到中午，很少晚于四点钟。”更有甚者，“我的母亲将这看作是我在接受的一种教育。她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像她一样的农村妇女。我的母亲想让她的杰奎斯成为一位绅士。”
成为一个继承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觉得孩子在被期望的某个方面有所欠缺，或是未能符合家庭的期望，结果将是悲剧性的。野心被粉碎了。孩子感觉自己罪责难脱，父母则会因其有负盛望而耿耿于怀。由此想到了波德莱尔，他始终未能克服内心深处对母亲奥皮斯的愧疚感。还有范？戈夫，他写给哥哥泰乌的信中充满了对“坏儿子”称谓的无助反抗。作为存在主义渴望的根源，19世纪的家庭极权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神经质特性。
但同时，孩子也是一个爱的对象。1850年以后，如果一个孩子死去了，他的亲属们都会服丧，就如同他们为一个成年人所做的那样。私下里，他们可能会对着他的一缕头发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