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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终于打败我了。”海伦流着泪轻声对他说，但盖普仰天躺在摔跤垫上，想不通究竟谁打败了谁。
珍妮的母亲去世后，她去探望海伦与盖普的次数变得频繁，但盖普对他所谓母亲的“随扈”颇有微词。珍妮外出时身边总有一小群崇拜者，偶尔还有一些自讨的妇女运动健将；她们来找珍妮，多半要求她口头支持或捐款赞助。往往有个活动或目标，需要珍妮洁白的制服出现在讲演台上，虽然珍妮通常说得不多，也不长。
其他人演讲结束后，他们会介绍《性的嫌疑犯》的作者。观众立刻认出她那身护士制服。珍妮直到五十多岁，仍保持运动员的身材，动作利落、容貌不出众。她会起身说：“这是正确的。”有时也会说：“这是错误的”——视场合而定。她一生的困难抉择都自行决定，因此可以相信她在妇女问题上，一定会选择正确的一边。
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让盖普气愤不平、焦虑了好几天，有次一个女性杂志的记者要求采访他，谈谈身为知名女性主义者之子的感想。女记者发现盖###择的生活，不禁乐不可支地称他为家庭主“夫”，于是盖普动了肝火。
“我做我想做的事，”他说，“你别给它乱取名字。我不过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妈妈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不过是做她想做的事罢了。”
记者步步进逼；她说盖普的口吻酸气冲天。她提示说，做一个闻名世界的作家母亲的无名作家儿子，想必不容易。盖普说，最大的痛苦在于没有人了解他一点也不排斥母亲的成功；他只偶尔不喜欢她的追随者。他说：“那些靠她生活的丑角。”
7色胆包天（4）
那份女性杂志刊出的文章指出，盖普也“靠”他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舒服，他也没有理由对妇女运动抱持敌意。那还是盖普第一遭接触“妇女运动”这字眼。
这次事件发生后没多久，珍妮就来造访。她带一个盖普所谓的跟屁虫一起来：一个不爱说话，表情严肃的大块头女人，在盖普公寓门口晃来晃去，而且不肯脱下大衣。她对小丹肯充满警戒，一副唯恐被这孩子碰到的模样。
“海伦在图书馆，”盖普告诉珍妮，“我正打算带丹肯去散步。要一起来吗？”珍妮征询地看看那个跟她一起来的女人；女人耸耸肩。盖普觉得他母亲成功之后，最大的弱点就是（借用他的话）“听任那些恨不得自己也能写出《性的嫌疑犯》，或同样成功的作品的残废、不健康的女人利用她”。
盖普可不愿意在自己家里被母亲不讲话的同伴慑服，这女人块头大得足够当他母亲的保镖。或许她就是，他想道。他眼前浮现母亲与壮汉型的女同性恋护花使者同行的不愉快画面——心狠手辣的杀人王，不让男人的手碰触珍妮的白制服。
“那女人的舌头有问题吗，妈妈？”盖普悄声问珍妮。大块头女人的沉默让他愤怒；丹肯想跟她说话，但那女人只用噤声的眼神制止孩子。珍妮小声告诉盖普，那女人不说话是因为她没有舌头，真的。
“割掉了。”珍妮说。
“老天，”盖普低声道，“怎么发生的？”
珍妮向上翻眼睛；这是她从儿子那里学来的。“你真是不看新闻的，是吧？”珍妮问，“你从来不注意社会上发生的事。”在盖普看来，正在“发生”的事，绝对不及他正在“编造”的事——他的写作——重要。他母亲让他不高兴的一点（自从她介入妇女政治之后），就是她老是在谈新闻。
“你意思是，这是新闻？”盖普说，“是一件有名的舌头意外，我应该要知道的吗？”
“天啊，”珍妮厌烦地说，“不是意外，是故意设计的。”
“妈，会有人故意把舌头割掉的吗？”
“正是如此。”珍妮道。
“老天爷！”
“你听说过爱伦·詹姆丝吗？”珍妮问。
“没。”盖普道。
“现在已经组了个协会了，”珍妮给他说明，“因为爱伦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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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遭遇什么？”盖普问。
“她十一岁，遭两个男人强暴，”珍妮说，“然后他们把她的舌头割掉，让她不能告诉人家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他们蠢得没想到十一岁已经会写字了。爱伦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描述，他们就被抓到了，受审，定罪。在牢里，有人把他们杀了。”
“哇，”盖普道，“那么这位就是爱伦·詹姆丝？”他低声问，对大块头女人有了新的看法。
珍妮又翻翻眼睛。“不是，”她说，“那是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人。爱伦·詹姆丝还是个孩子；是个单薄、瘦小的金发女孩。”
“你是说，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会员在外头都不说话？”盖普道，“好像也没有舌头似的？”
“不，我是说她们真的没有舌头，”珍妮说，“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会员都把舌头割掉了。为了抗议发生在爱伦身上的事。”
“我的天啊！”盖普说，他以一种新起的厌恶感，看着那个大块头女人。
“她们自称爱伦·詹姆丝会员。”珍妮说。
“我不想再听这种垃圾，妈。”盖普说。
“好吧，这个女的就是一个爱伦·詹姆丝会员。”珍妮说，“是你问起的。”
“爱伦·詹姆丝现在几岁？”盖普问。
“十二岁，”珍妮说，“不过是一年前的事。”
“这些爱伦·詹姆丝会员开会吗？也会选举主席、财务和其他职员吗？”
“你怎么不去问她？”珍妮指指门口的女巨人说，“你刚不是说不想再听了吗？”
“她又没有舌头回答我，我怎么问她？”盖普嗤之以鼻。
7色胆包天（5）
“她会写呀！”珍妮说，“爱伦·詹姆丝会员都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她们会把要说的话写给你看。你知道写字是怎么回事，不是吗？”
幸好这时海伦回来了。
盖普以后还会遇到爱伦·詹姆丝会员。虽然他对爱伦的遭遇深为同情，但对这批偏激的成年模仿者，只觉得厌恶。她们习惯一见面就递一张卡片给人。卡片上大致写着：
哈啰，我是马莎。我是个爱伦·詹姆丝会员。你知道爱伦·詹姆丝会员是什么吗？
要是你不知道，你会接到另一张卡片。
在盖普眼里，爱伦·詹姆丝会员就代表所有簇拥着他母亲，试图利用她推动她们的粗糙理念的女人。
“我告诉你这些女人是怎么回事，妈，”有次他对珍妮说，“她们可能本来就不善言辞；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做过半件值得说的事——所以割掉舌头也不是什么牺牲；事实上，这可能帮助她们避免各种尴尬。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你太缺乏同情心。”珍妮告诉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对于爱伦·詹姆丝。”盖普道。
“这些女人也受过其他苦，”珍妮说，“所以她们才会渴望更接近彼此。”
“而且让自己受更多苦吗，妈？”
“强暴是所有女人的问题。”珍妮道。盖普最讨厌他母亲搬出“所有人”这字眼。他觉得这是把民主推广到白痴的极端。
“它也是所有男人的问题，妈。如果下次发生强暴案，我就把我的老二割下，挂在脖子上到处走。你也觉得这种行为可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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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的是真诚的表态。”珍妮说。
“我们谈的是愚蠢的表态。”盖普说。
但他会永远记得第一个遇到的爱伦·詹姆丝会员——那个陪他母亲来他公寓的大块头；她离开时，写了一张纸条塞到他手里，像给小费一样。
“妈妈有个新保镖，”挥手告别时，盖普悄声对海伦说。然后他看保镖给的字条。
上面写着：
你妈值得两个你。
但他不能怨母亲；因为他跟海伦结婚的前五年，所有账单都是珍妮付的。
盖普开玩笑说，他为第一本长篇小说取名《拖延》，是因为它花了他那么长的时间写作，但他的进度一直很稳定、细腻。盖普不是个爱拖延的人。
这本小说号称“历史小说”。它的背景是从第二次大战期间（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直到苏联占领结束的维也纳。主角是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后，他必须保持低姿势，静候反击纳粹的最佳时机。但他等得太久。重点是，他最好在纳粹接收前就采取行动，但当时他对任何事都没把握，而且他太年轻，也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他的寡母非常珍惜自己的生活；她一点不关心政治，只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