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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好几公里地，那个转钱户才敢坐起来，只知道自己的钱分文不少，身上也没有受伤，但陶海是怎么将抢劫的四个人打发走的，他一点也不清楚。
这个人一下子给了陶海十万元。
（92）
周围附近那些专门干打劫生涯黑道上的人物，从此却传诵起陶海讲义气够哥们，对他们手下留情，那崇敬的程度，就象《说唐》里黄河两岸的响马对好汉秦琼一般无二。今后凡是陶海押送转钱户，他们自觉地让开一条大道，故此陶海的保镖生意竟如日中天更加走红了。
银行后来整顿纪律，不互相搞抬息挖储户拉存款的事了，转钱行业销声匿迹，陶海就没有保镖生意可做，便改做其他正正经经的贩买贩卖生意了。他这人有天生的灵活的头脑，做的生意虽说不大，但基本上是一帆风顺，轻轻松松的，每年纯利总在五、七万元以上。娶了个非常贤惠、漂亮的妻子，有了儿子，日子本来可以过得太太平平滋滋润润的，谁料想最后却葬送在他的那份豪侠情结上头。
陶海在地方上好出头露面替人打抱不平，原本不是坏事，社会也会容纳，坏就坏在他钻进了好打平民百姓与那些大大小小的官老爷的不平这个死胡同。开天辟地人间有了官民之分以来，官民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还有设官的必要吗？陶海似乎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只认毛泽东的那个理：你当官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没有谋私利的特权。他不了解，即使在那个时代，官与民，上层与下层，甚至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不同的人们之间，政治权利也是极不平等的。只是那个时代因为受人们普遍比较穷困的条件限制，经济方面的差异不是那么悬殊那么明显惹眼罢了。客观公正地讲，现在国家在经济建设、国防军事、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提高，尽管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上更有许多腐败现象，但是从整体上看，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也还是正在向着开明、公平和公正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更不用说比起解放前的各个朝代好了千百万倍还不止。由于不善于作这样的纵向的比较，因此，陶海的政治态度就从最初的主持正义滑向了偏激又走到了完全不相信党和政府的极端，并最终掉入了自行其是违法犯罪的深渊。凡是地方上出现官官相护、以官压民、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事情，他都爱代表弱势的老百姓横插一杠子来管闲事。对于依仗宗族、亲戚、社会关系的势力，牢牢地掌控着村级组织政治、经济、人事大权的村委会的那几个人，陶海根据可靠的线索，估算了一笔账，这些年他们变卖了两个村办企业，加上贪污截留的拆迁征地、上级拨付的扶贫救灾办文化事业等的款项，少说也有四、五百万元！好家伙，四、五百万，是个小数目吗？在贫困地区，上万户人家一年还聚不下这么多钱款来；在我们京郊所谓的富裕地方，也得上千户村民辛辛苦苦地干一年的。这么多钱送给穷人，能解决多少人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能让多少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啊！贪污这么多钱，放在朱洪武时代，早就绑在城隍庙里剥皮实草还可能诛灭九族；放在毛泽东时代，也足够枪毙的，那个张子善、刘青山那么大的功劳那么老的资格，不是叫毙了吗？你们何德何能，居然就能够这么目无国法心无百姓胆大妄为？还有，几个头头趁着城市建设扩大、红土砖值钱的时机，在属于集体的山坡上私自开设砖窑，承包给外地人管理，使用的劳工都是拐骗或从人贩子手中花三两百元买来的不到成年的童工和弱智、贫苦的外地农民，进来了就像关入了天牢，没有自由行动和离开的权利，连与外地或家人联系的机会都不给，每天强迫苦干十几小时的重活，饭也不给吃饱，稍有不如意，那些监工打手抄起棍棒、皮带、砖头就打，打成残废不能劳动则用车送到外地抛弃于荒山野岭，甚至有打死人就悄悄埋掉，还有抓来未成年的少女，白天强迫体力劳动，晚上老板卖票五十块钱一张，让劳动表现稍好的劳工或管理人员玩弄摧残，却不付给少女一分钱的传闻，与老百姓私下流传的山西黑砖窑的景况不相上下。在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黑恶到如此程度，老子就不信斗不过你们！
（93）
题：选票箱里，比的是权钱轻重；施政台上，较的是手段高低。卖身奴隶，朝不虑夕，砖窑煤洞偏僻角落不难找见；噬血饕餮，趾高气扬，楼堂院室辉煌处所总可显形。遭暗算，铁蹄下咬牙暂蜷缩；图报复，法网外策划逞凶残。
陶海的斗法，首先是梦想通过村民管理委员会选举进行“夺权”。
村委会的选举实行全体村民直接投票已经好些年了。乡政府看来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派出了工作组下来指导监督。然而，由于宣传阵地和工具掌握在那班人的手里，公开的舆论对他们一边倒，而且从选举的结果来说，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将老班子十个人整个地一窝端掉，人们今后还要在他们的影子下生存生活，传统上思想分散而不会抱成团的农民胆小怕事，尽管想起那些人干的事情就害怕得心里发抖，但各顾各自目前利益的人仍然不少，所以陶海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第一次投票，在一千零二十三张选票中，陶海只有五百一十二票，比对方的四百九十张多出一点点。因为都没有超过半数，选举无效。第二次投票，对方追上了陶海，可是，统计总的票数的时候，却发现多出了几十张选票，只好整个作废。
第三次投票之前，村里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有一天，有上百名来历不明的青年男子坐着数十辆轿车开进村里，身上时隐时显地露出各种凶器，逢人就询问对选举的看法，听说准备投原班人马的票便信口鼓励，否则便眼露凶光进行威胁，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村委会几个负责人在他们经营的私家厂子里摆开了酒席，请来了市里的厨师和跑堂，好烟好酒大鱼大肉，把所有的村民邀去大吃大喝，许以许多好处，有些人连老婆孩子全家老少都被请了去。他们的家属亲戚，则在夜晚拎着尼龙编织袋，把大把的现钞往选民的家里送。那班人根据关系远近分析了票情，至亲铁杆、中间派和冤家对头区别对待。他们收买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与双方关系均不很紧密的“动摇派”。送上了钱后，就把人家的身份证和委托书拿了过去，领取选票后由他们代为填写，或者拿出印制好的仿选票，上面有安排的候选人名单，让村民照样画葫芦，每张选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至于陶海阵营中有愿意倒戈“弃暗投明”的，每张选票竟出到了好几万元；各个居民组的组长则被单独请到市里的大宾馆特殊招待，分别发放了红包，交代了回去动员说服群众拉选票的任务。而陶海和他的几个参加竞选的铁哥们，则被放了暗哨或安了尾巴，走到哪里甚至坐在家中都被人监视着。陶海辗转得到消息，原村委会的那几个候选人，每人出十万到六十万元不等的竞选费，合计达到二百多万！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盯着村子里现有的几千万元征地款，剩下的大片土地被划为了开发区，将来更多的收进款额形形色色的权位好处以及工程建设项目所牵涉到的垄断承包和材料供应带来的利润，他们抛出这么大的“投资”不说是一本万利最少也是物有所值，预期当选后的收益远大于垫支的成本的。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之下，不愿贿选、没有准备贿选、同时也没有那么雄厚资金社会实力、靠一个人的拳脚更打不开局势的陶海一方明显处于劣势。
选举的结果不言而喻，原班人马获胜。
陶海他们不服，向上级举报，皆以“送钱的人不承认是接受指令，没有抓获被选举人直接参加贿选的证据”而被置之不理。也有领导实话实说：“贿选的法律界限不好划清，行为界定不具体，对当事人缺乏明确的处罚规定，充其量认为无效而已，所以咱北京市从来就没有判定过贿选的案例。既然处分不了人，重新再选一次无非也是老汤泡剩汤圆端出来的还是旧货，跳不出这个结果，还不如顺杆子将就着承认了罢。反正这已是普遍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
（94）
东方不亮西方亮，陶海竞选失败，毫不气馁，转而想到告状。
陶海手中本来持有一张告状的王牌，那是一个偶然遇到的叫李沙的孩子。
李沙是外地人，初中辍学后，被别人骗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