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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随便打。”
我挤出一团，将头发梳得油光，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吧。”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惶恐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我出来后将衣物丢在一旁，盯着她看了有六七秒，问：“多少钱？”她果然像得救那样飞起来，悬空按好计算器：“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只收五百八。”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否则一点利润也没了。”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二百。”
“本儿都不够。”
“二百。”
“叔，你要诚心，四百拿走。”
“我只有二百。”
“二百买走四样东西，生意做不起。你要买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了。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男女间两败俱伤的分手。我走得越远，越感觉到她是真的没有利润，但又不好意思回头。然后就在我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她喊：“等等，二百给你了。”我转过身，看见她朝我招手，便也举手朝她挥舞，然后才狞笑着，算是如愿以偿地走远了。我身上只有十来块钱。
下午六点半，我回到军校家属院，何老头儿恰好也回来。院落像空坟，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军校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修炼，学校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执行得很好，四肢并拢，像站进自己的身体那样站着。
我远远地跟着何老头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地打开自家的门。屋内那些阴猾的精灵扑上来，我知道它们叫空无。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应付。据说，劳改犯都在漫无目的地工作，以至出狱后变成出色的鞋匠、木匠、裁缝或者雕刻师。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卧室，拉上布帘，套弄着，很快射精。
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我怀着侥幸心理，拉亮灯，推开空纸箱，移走花盆、一捆旧杂志和一个插着塑料花的瓷瓶，扯起罩布，找到那个锁孔在上的保险柜，将钥匙插进去，慢慢试探。接着我拉灭灯，重新试探。黑暗使我专注。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像章、铜钱等玩意儿。
我想当婶子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会顿足惊呼，叫苦不迭，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这是她应得的。我和我的一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靠他，是这个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成绩更好的爸爸作出让步，为供叔叔读大学，在煤窑里埋下肺癌的根。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婶子，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土著，便觉得我们全都是欠她的。妈妈送我来省城时，拿出土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对她吼：“我妈妈比你有钱多了。”我住进这里后，她和叔叔还没搬走，我每天蜷缩在阳台，羞愧得恨不能自杀。我洗澡，她会将煤气关掉；偶尔看电视，她又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她不说我不能坐沙发，但我一旦起身，她便拿抹布来擦；而只要看见地上留有脚印，她又匆匆用拖把拖上几个来回，就像拾粪老农欢喜地发现了又一坨牛粪。
现在她住在分院宿舍，漫长地装修着一所附近的别墅。叔叔去地方挂职已久。我一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现在却觉得不过尔尔。只能说，住在房里的人们，最后都让房子得胜了。
我轻轻旋转钥匙，一次又一次，像是落进无解的宇宙。时间消失了。外边传来脚步声，停在门前，一串钥匙叮叮当当响，来者找出一枚插进锁孔，防盗门便发出嗒的一声。有人来了，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猛地意识到什么，疯狂扯它，扯不出，索性扭断了。婶子打开第二道木门，我凭感觉罩好罩布，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旧杂志和瓷瓶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放一次，然后捉起地上的花盆。我的手剧烈颤抖，几乎让它掉落下来。
谢天谢地，布帘是拉好的。
婶子拉亮灯，只迟疑一两秒，便朝卧室走来，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出一个数字：四十四。她撩起布帘，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拉开布帘，让灯光漏进来。
“俯卧撑。”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将我踢起身，好像要寻找什么，一无所获，然后像是极随意地拉开纸箱，捉起瓷瓶，接下来也许要挪走花盆、杂志，揭开罩布，查看那个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她此时却回过头来，诧异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么？”我瞬间脸色通红，僵立在那里。
“出去。”
她明确下达判决，我才全身汗湿着走出来。我坐在沙发边沿，像头伸在铡刀下的囚犯那样，等待她愤怒地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
“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钱么？”她说。
“不用。”我虚脱起来。然后她走了。她走掉很久就像还没有走掉一样。我去卧室看，保险柜的罩布不像被扯起来过。
第三章 前奏
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
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锁孔里断掉的钥匙，它像阳具，被长着牙齿的阴道悲哀地咬死。我需要一把老虎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光线柔和，照在成行的绿树上，使学校干净、疏朗。他们团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站在一旁格格不入。照相分两个步骤，每人先照头像照，最后合影。在等待时，我窥视着孔洁，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不时擦汗湿的头发。太阳照下来，使她更加的白，就像照在雪地上那样让人心慌。
在上学之外的所有时刻，她的母亲都像一条可怜的狗跟着她——这是她跟我说的。在她的父亲死掉后，她成为母亲唯一的财产，被关在门里，像工人那样操练小提琴。每次演出，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细细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她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母亲才搂住她，又是哭又是笑。
她唯一的秘密是一只小狗。她窝藏着它，处心积虑地与母亲周旋，不足两天，便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每天下课，她都找人寄养，最后找到我。我有一间房子，一个人住。我把狗养死了，因为恼恨地踢了它一脚，它从此一蹶不振，死在她怀里。她用小铁勺一勺一勺挖它的坟地，泪水汩汩而出。我告诉她是别人踢了它一脚。
现在，她看到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一个哑巴看到另一个哑巴、一个聋子看到另一个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婶子很麻烦。”
我不敢直视她黑漆漆的眼睛，随便又说了句“没法活”，便不安地离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着一张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都行注目礼。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照相师傅把脑袋从照相机后抬起来，说：“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嘴唇哆嗦，脸色发红，但还是抬起下颌，将茂盛的胡子、咬紧的腮帮留在镜头里。我让眼神显得冷漠。我觉得这种照片就应该按通缉令的标准拍，这时讲究美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印象。
合影后，我找到多少有过一点交情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宽宏大量地拍他肩膀，搂着他耳语：“一日是兄弟，一生是兄弟。”
从此，我再也不会回到这所学校。
买到老虎钳后，我清查余额，还有一百来块，索性又换地方买下尼龙索和弹簧刀，这样就剩不下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开证明，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了，要了匕首。他将我拉到内间，找出一箱军用弹簧刀，我挑了最便宜的那把。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