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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城市都是永恒的城市：文明化的金钱持续无尽。
伊利亚德在引述古巴比伦一年一度重演创造世界的神话时，似乎表示他相信最初的城市仍然活动在古代时间里。可是他又承认它们最早建立起“历史”
，按照他本人的定义，这却是与古代时间不相容的。
［１６］不过，在时间进程中持续地经历同样的昨天、今天直至永远，和周期性地废除时间并周期性地返回原始的圆满状态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古代近东地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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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像希伯莱－基督教城市那样表明其最后的时代比最初的时代更巨大，但它仍然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
它持续下来，时间和城市都在累积；而持续就是征服死亡。文明就是一种克服死亡的尝试。这样我们便来到了弗洛伊德所描绘的地狱的最深层，即死亡本能。
死亡本能是人类神经症的核心。它始于人在婴儿期没有能力接受与母亲的分离，而正是这种分离给所有生命体赋予了个体的生命，同时也引导着所有生命体走向死亡。黑格尔说过，有限事物的诞生之时即其死亡之时，这植根于它们的本性之中。
［１６７］因此，人类这种物种没有能力去死因而没有能力去生是始于诞生之时，始于精神分析所说的出生创伤（ｂｉｒｔｈｔｒａｕｍａ）
中的。
所以柏拉图关于永生不灭的论辩实际就是对我们曾经诞生的一种否定。
［１６８］人类就是那个不能去死的物种。人类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态的基础在于人类的生物特性；它的基础是胚胎化（ｆｅ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即生理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身体的独具特性；［１６９］它基于生物学上延长了的婴儿期；它也植根于延长了的婴儿期的社会关联物——人类家庭。
没有能力去死将人类讽刺性地、却又不可逃避地抛出到现实的生存之外（而现实的生存对于所有正常的动物来说同时即是死去）
，结果便产生了对生命的否定（压抑）。不能接受死亡将死亡本能转为人类特有的和明显病态的形式。由于同一种不可逃避的反讽性嘲弄，人类生命转向对死亡开战却导致了死亡对生命的统治。反抗死亡的战争具有一种执迷于过去和未来的形式，而现在时态即生命的时态却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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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５３
怀特海说正是这个“现在”
“在其自身内部把握着存在的全部总和、过去和未来的整个广阔的时间，亦即永恒。”
［１７０］生与死的实际状态始终处于现在时态，而人类所以能从这里转移开去，乃是借助于过去的幻想，借助于退行性地附着于过去的幻想，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对生命产生之地子宫的退行性依恋。
这样，不能接受死亡便只能导致病态的主动死亡的愿望。因此从最深的层次上看，人类病态的死亡本能就存在于人类时间观念的背后。
人类的这种以生存反抗死亡的心态，集中体现在产生于婴儿期但却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一种幻想中，这就是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
［１７１］正是为了这种野心，生命和生命的享乐才成了献祭品。它就是存在于古代赠礼经济和文明社会的累积经济背后的原动力。
无论古代的还是文明社会的经济，最终驱动力都是对死亡的逃避，正是它把生命变成了生中之死。事实正如罗斯金所言，要把劳作（ｗｏｒｋ）和愉快的努力（ｅｆｏｒｔ）
区别开来，除了把劳作定义为耗费于反抗死亡的努力之外别无他法：［１７２］
我已经把劳动定义为人的生命与其对立物的斗争……劳动通常与“努力”本身或力的运用（ｏｐｅｒａ）相混淆，但是有许多努力只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人类身体最优美的行动和人类智能最高级的成果乃是非劳苦的——甚至是娱乐性的——努力所达到的状态或成就。然而劳动却是在努力中受苦。它乃是一种负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简言之，它乃是“我们死于其中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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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古代的人生存于他们已死的祖先的生命中，从而战胜死亡。正如伊利亚德出色描述的那样［１７３］，世俗的（实际的）生存因为与祖先的原型同化而被淹没，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只是他们那时所做的事的一种重复。这就是永恒回归的模式。所以古代社会没有真正的历史，而且古代社会中也没有个性。
没有历史是因为没有个性，而个性是依靠与祖先原型决裂并构建历史来维持的。不朽——成为自己的父亲的愿望——的实现方式乃是被吸收进每一代人从中诞生又回归其中的祖先的灵魂贮备中去。
这又是永恒回归的模式。
在默恩京人（ＭｕｒｎBｇｉｎｓ）
中，“整个氏族意识最统一的观念就是神圣水源的观念，氏族生活精神上的统一性就蕴藏在其中。它是氏族团结的基本象征。所有永恒的品质都从中产生，当氏族成员一生中体现和使用过这些品质后，它们又返回其中。”
［１７４］
文明化的人维护着他的个性并构建历史。但他所维护的个性并不是肯定生命或享受生命的个性，而是具有（浮士德式的）
不满足和负罪感的否定生命的（禁欲主义的）
个性。
根据尼采的描述，文明化的个性并不需要其自身，而是需要孩子，需要继承人，需要有一份遗产。
［１７５］生命始终是一场反抗死亡的战争——文明人与古代人并无差别，他并未坚强到足以去死——而死亡是通过累积与时间对抗的纪念物去克服的。
这些石头和黄金的累积物使我们得以去发现那个不灭的灵魂。
凯恩斯对经济行为作了他最为深刻的评价：“那个为把永生的许诺带进我们宗教的精髓中而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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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５３
也为复利原则作出过最大贡献，这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１７６］
文明人的那种野心在建造金字塔中暴露无遗——那是最早的现代个人主义者的业绩。
［１７］金字塔中蕴含着对永生不灭的希望，也蕴含着复利制的果实。
正如海希尔海姆所论述的，我们生活于其末期的这个黑铁时代使青铜时代的成就（城市、金属、金钱、著述）都民主化了，并将帝王们的追求（金钱和永生）向普通公民开放。
［１７８］但是不可逃避的反讽规律却将天平调向了死亡一方。对死亡的克服竟然以把现实的生命转移到不朽的然而没有生命的物体上为条件——金钱就是人本身；一项产业或一个公司的永恒不朽存在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中，只有它们才能持续无尽。根据压抑的缓慢回归的法则，历史的最后阶段正是路德所说的死亡对生命的统治；就像芒福德所说，城邦（Ｐｏｌｉｓ）的最后阶段就是墓地（Ｎｅ－ｋｒｏｐｏｌｉｓ）。
斯本格勒则在晚期城市中看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向死亡的回归”。芒福德这样论述道：［１７９］
大都市里滋长着各种形式的消极活力。自然力和人。。。。
类天性在这种环境中被破坏扰乱，便以破坏性形式重返……在这种混乱状态中，生命冲动已脱离了表面似乎健康的人们。死亡冲动取代了它……弗洛伊德在人类活动的中心发现了死亡的愿望，有什么奇怪之处呢？
文明人的经济活动具有这种对抗死亡又导致死亡的结构，因为经济活动是被采取升华形式的心理能量所支撑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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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金钱的追逐，所有文明化的升华作用都具有这种结构。
因此，贺拉斯在他的第一首颂歌中指出写诗这种职业和所有职业（商人、士兵、体育家等等）一样，本质上是以自我牺牲和本能放弃为基本特征的；不过只要成功能使他“崇高的头颅跻身于星辰之中”
，那也是值得去干的。在《歌集》第三卷的结尾他这样庆贺自己的成功：“我已经建造了一座比青铜更经久、比帝王的金字塔堆积得更高的纪念碑。无论雨水的侵蚀和风暴的吹刮都不能摧毁它，无尽的岁月更迭和时光的流逝也做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