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馏酿制的老白干（俗称烧酒）。李白若是喝上一斗二锅头，非酒精中毒不可，哪里会有写诗的灵感呀。但我又替李白遗憾了：他出生得太早了，没有福气接触到茅台、五粮液；否则，还不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有一点是肯定的：若有茅台、五粮液陪伴，李白对生活的牢骚会少一些。
李白生前，虽然不乏“吴姬压酒劝客尝”的聚饮时光，但也经常一个人低头喝闷酒。“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只好跟明月碰杯，邀影子共舞，凑合成“三人行”。李白其实是很孤独的。在他的诗中出现得最多的，除了酒之外，就是同样寂寞的月亮：“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我寄愁心予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的一生，既洋溢着酒的气息，又散发出愁的滋味；他借酒来浇心中之块垒。有什么办法呢，酒是他忧愁时惟一的解药。他视酒为精神上的救星。不管其酒量有多大，他对酒的这份深情，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这也是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的原因。
李白的酒量（2）
李白非溜须拍马之辈，很少为达官贵人赋诗献媚，但他却爱屋及乌，因一位姓纪的酿酒师病逝而放声大哭。他写了一首叫《哭宣城善酿纪叟》的五绝：“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纪老头真有福气，得到了一位大诗人如此的赞美。
李白死了。我们不用替他担心。他在地狱里照样会有酒喝的。
李白是我们民族的“酒司令”，是诗坛的“祭酒”（或称“祭司”）。他仿佛为酒而生的。他确实也是因酒而死的。公元762年，李白在高高的采石矶（今属安徽）饮酒过度，醉醺醺地伸手去捞天上的月亮，结果落水溺死。对于苦难的诗人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安乐死”。瞧，这就是李白：连死都充满了诗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位诗人能这么潇洒？
北京的二锅头
来北京不喝二锅头，就跟去贵州不喝茅台一样遗憾。当然，作为“国宴用酒”的茅台，属于赫赫贵族，二锅头算什么？在旧时代，恐怕贩夫走卒之流才好这一口。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北京本地的酒文化。绝对是由二锅头代表的。它是一尊民间的酒神。
二锅头，这名字起得很土气，很古朴，使一种粗糙且俚俗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老北京的皇宫、王府里喝什么酒，我不知道。满汉全席既华丽又复杂，估计不会把廉价的二锅头
摆上台面。但我相信，在胡同里奔波一生的骆驼祥子们，劳碌之余，习惯了喝一碗二锅头，暖暖身子，解解乏。跟二锅头搭配的下酒菜通常很简单：拍黄瓜、水煮花生米，若能再来一把烤羊肉串就更棒了。由此可见，二锅头挺好“伺候”的，不需要七荤八素呀什么的；穷人，也挺好打发的。但穷人的酒，照样能喝出很富有的滋味。
二锅头也算是老字号了。北京大兴酒厂（原名“裕兴烧锅”）生产的永丰牌二锅头白酒，还被同仁堂中药店选为浸制虎骨酒等药酒的专用产品：“盖取烧酒用虎骨煎之，为正阳门外乐家药铺（同仁堂）专门之物。”有人形容“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我对二锅头是有感情的。在大风起兮的北京城里，喝二锅头，读圣贤书———构成我整个青春的忠实写照。红星牌二锅头，涨价前每瓶只值二块四毛钱，它就和老舍的小说一样，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我一向以为喝二锅头要选择地点，要在陈旧低矮的老式四合院里，才能品出沧桑的感觉；若是在高楼上、在灯火通明的星级饭店里喝，味道就变了，姿态也显得做作。我在北京，写下了五大本诗，那墙脚处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证明。醉卧长安，醉卧在长安街上———我是李白的远房亲戚。二锅头帮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夫搀扶着我），找到了诗歌的老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二锅头是亲切的、笨拙的甚至粗野的，但是对于我的诗歌来说，它一点不比洋派十足的人头马逊色。
鲁迅当年在北京，是否爱喝二锅头？他寄宿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时，经常“夜饮于广和居”（据其日记所载），借酒浇愁。只是不知道他通常选择哪种酒。根据他刚烈的性格，不会对辛辣的二锅头有太多的抵触情绪。至少，他频频买醉的那段时间所写的作品（《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已不再像江南的黄酒那样绵软、温和，而如同北方烈性的老白干一般刺激。我想，仅凭花雕、加饭之类，无法使鲁迅爆发出撕心裂肺、惊世骇俗的一声呐喊。鲁迅的文章，至今仍散发着药的气质，是我们民族养心强体的“虎骨酒”。
北京的大小餐馆里，虽然各地名酒应有尽有，但销得最快的，恐怕还是二锅头。这倒不是因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北京人，似乎还是觉得喝二锅头最对口。近年来又推出一种二两五小瓶装二锅头，颇受欢迎，北京人亲切地称之为“小二”。在外面吃饭，常能听见招呼堂倌的声音：再加一瓶“小二”哎！像是叫唤谁的小名。
我知道在旧社会，堂倌通常又叫做店小二的。
喝二锅头还有个好处：因其价格便宜，所以制假售假的较少。在假冒伪劣横行的时代，这还是挺让人放心的。
我父亲数次去俄罗斯出差，每次在北京登上国际列车前，都要采购一箱二锅头，作为送给那边的“关系户”的小礼物。想象着一箱二锅头陪伴着老父亲横穿西伯利亚大草原，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父亲说俄罗斯人嗜烈酒如命，对北京的二锅头一见如故，如获至宝。而且最认“红星牌”的。假如你打出租车，送司机一瓶二锅头，他绝对屁颠屁颠地替你跑，并且不收你的车钱了。俄罗斯原本也产烈酒（譬如大名鼎鼎的伏特加），只是限量供应，满足不了众多“酒鬼”的需求。二锅头在他们眼中，相当于来自中国的“伏特加”。若照此推理：伏特加在俄罗斯，是否也带有“二锅头”的性质？父亲带回一瓶伏特加，我尝了，在口感上跟二锅头极像。都属于劲挺大的。甚至连酒瓶子都仿佛同出一辙，印刷的商标也一样简单、朴实。可见真正的烈酒，无需讲究外包装的。有“口碑”就足矣。
北京如果没有二锅头，那么它的冬天，会显得更冷一些。至少对于酒徒们来说是如此。对于我来说是如此。毕竟，北京漫长的严寒，已被二锅头与涮羊肉抵消了很大的一部分。前些天突降大雪，本地的报纸上还说呢：大雪天气出门不便，但坐在家里就着二锅头吃热气腾腾的涮羊肉，顺便欣赏窗外纷飞的雪景，倒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话算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因为读报纸时，我正在这么做呢。看来在北京，二锅头不可能寂寞的，它的“知音”真是太多了。
酒是诗媒人
某夜，我跟阿坚、狗子等几位文友，在北京南三环外一家清真烤串店喝酒。说话的声音较响，把站柜台的老板吸引过来了。他叫穆欣，是个文学青年，对我们聊的话题很感兴趣，有想“入伙”的意思。大家便拉他坐下。他一边“旁听”，手并没有闲着，亲自在桌中央的炭炉上烤了一大把羊肉串，分递给各位。我们品尝了：同样的东西，但就是比我们自己烤的好吃。看来即使是这简单的手艺，也有学问在里面。不说别的，就说老板的动作，比我们也要娴熟得多。但见他把羊肉串在铁炙上铺开了，左手不歇地翻动，右手捏起胡椒粉、盐等各
种调料，均匀地播撒。香气弥漫。
他见我们吃上瘾了，又添了几盘烤鸡心、羊腰子什么的，说是奉送的。我最难忘的是其中的烤蒜头。想不到蒜头也能烤着吃，而且特有味道。于是大家又一次次地干杯。老板说他这家店原本开在白纸坊，后因拆迁，才搬到景泰桥这一带。碰见我们这一帮“另类”的顾客，也算是缘份吧。
阿坚喝醉后，常会搞一些节目。近来他很热衷于书法，昨天在东直门涮肉，他跟店家讨来杆秃头毛笔，可惜没有墨汁，就以调好的芝麻酱代替，在旧报纸上留了好几幅字（他的字颇好，老家肉饼连锁店的牌匾就是他题的）。今天他跟穆老板碰了一杯，又试探性地问是否有笔墨。老板居然还真给找来了毛笔和砚台，并亲自给磨墨。阿坚正要找纸，老板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