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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66年春天，市场跌入了令人目眩的深渊之中（新投入的资金都陷入恐慌之中），于是投资者们逐渐把注意力放在短期投资上。
巴菲特的某些合伙人打电话给他，提醒他市场走势还会更高。对于这些电话，巴菲特都一一驳回了，他提出了两个问题：①如果他们在2月份就知道5月份道。琼斯指数将达到865点，那为什么他们当时不让我进入市场呢？
②如果他们不知道2月份以后的3个月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们怎么会知道5月份的情形呢？
毫无疑问，合伙人的这类建议只有到未来十分清楚的时候才有说服力。
由于某种原因，市场的评论家们往往有一个特殊的盲点，他们习惯性地假设一旦当前时刻的“不确定性”被指示出来了，他们就会对直到判定为止的未来一段时期有一种清晰的观点。而事实上，就算他们无法预测目前的不确定
① 巴菲特也受到联邦证券法的制约，它规定合伙人企业只能有99 个合伙人。据他的律师丹。莫纳说，投资
于他的人的个数远远超过了99 个人，但并没有超过99 个“合伙人上限”——他的解决办法是把一大堆投资者算成一个个的小实体。“这是符合法律的条文规定的”，莫纳说，“我不知道这个条文的真实意义。”
性，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未来前景不会有新的乌云笼罩。
让我再重申一遍：对我而言未来永远是不明白的。 （如果你觉得后几个月局势很明显，给我们来个电话——或者，就此事而言，未来的几小时也同样如此。）
巴菲特尽量避免对股市进行预测，同时也绝不按人们的观点来买入或卖出股票。他更愿意尝试着去分析单个公司的长期商业前景，这得归咎于他对逻辑推理所有的偏见。一个人可以“预言”股市的趋势，就好像一个人能够预测当一只鸟飞离树梢时它将从哪飞走一样，但那是一种猜测而非一种分析。如果他以前“仅仅因为某个星象学家认为标价也许太低了”就卖出股票的话，他警告说，他们都会陷入困境的。
道。琼斯指数的确开始走低了，并且只达到700点左右。但是更广阔的市场却掀起了泡沫。有两次，正当巴菲特要着手买入他认为的热点股票时，竞争者们一把将股票抢走了。（与大多数职业人士一样，巴菲特在市场上逐渐积累头寸，以免在自己买入时引起价格的上升。）有一种股票的价格超出了他的限定范围，而另一种股票则被他人接了。但这些并没使他变得疯狂。
在这种局势下面，巴菲特恪守自己的秘密，有时达到了有些偏执的地步。
他的经纪人都明白，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谈起巴菲特选择的股票，甚至连办公室里的人也一样。据他的一位奥马哈的桥牌密友凯。克特尔说，巴菲特甚至认为附近的黑石饭店通过望远镜放大技术对他位于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施行了窃听。克特尔补充说，巴菲特雇佣了一家安全公司前去检查，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
真正的问题倒不是在于人们偷他的股票，而是由于他不能找到足够的符合自己标准的股票。同时也因为格雷厄姆的信徒已非常之多，在计算机的协助下，他们正纷纷从树上猛拽着累累硕果。
到了1967年初的时候，巴菲特觉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伙人，最近有些新的共同基金已经超过了他的业绩。另外，他还警告说，尽管他不分昼夜地拼命维持着，他灵感的源泉已经变得只有“点点滴滴”了。他的语气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如果他灵感的涌泉“完全干涸了，你们会收到我诚实而迅速的通知，这样我们可以采取别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所做出的这些可怕的预言是与华尔街厅里出现的令人眩晕的狂乱成正比的。对于很多资金持有人来说，这是争先恐后的年月。
电子类股票刮起一阵狂风，每一股新发行的股票都被当作第二个西尔若克斯公司。难道是华尔街突然崛起了一位电子界的专家吗？如果有谁问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他错看了这个时代。华尔街就是迷信电子学。即使像《美国音乐指南》之流的癞蛤蟆，都因自诩为宇宙之声电子公司而摇身变成了君王。
在对高技术蜂拥而上之后，紧接着，在巨大的企业集团推动下，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李腾工业集团（Litton Lrdustries），莱特维公司（Ling—Temco—Vought）等，掀起了一场兼并的浪潮。公众们在那个充满自信的年代里对官僚主义毫不信任，而将竞争的秘诀传授了这些庞大的组织（比如技术）。
于是，市场上突然闯入了“信件股票”，这是一种未经登记的股份，常常是由不确定性很多的公司发行的。因此，作价也很奇特。每一次时尚都有它潮起潮落的时候，当一种时尚消退时，新的潮流又取代了它的位置。于是
在60年代期间，华尔街进入了一段更为令人心酸的投机时代。
投机时代的雏形源于“业绩基金”，它是传统共同基金的翻版。这种新型的基金并不力图在长期范围内超过市场赢利水平，而是着眼于每一个连续的季度、月、周乃至每个小时内。业绩基金通常是由那些一心想尽快赚钱的虬髯之徒来经营的。他们频繁地从一种股票换到另一种股票，拥向大红大紫的热门股，就像一个演员奔向一户又一户人家想要将掌声维持下去。简单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抓住货币的摆动行情。拉尔德。查伊，曼哈顿基金的经理，就是这批人中的主要典型。据称，一点点有关查伊牵涉到某种股票的风吹草动，都足以引发一场小小的惊慌。这是因为这帮人根本不想坚持霍华德。巴菲特式的独立性。他不过是一个年纪轻轻，手头空空的没钱的当代人物罢了。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年轻人呢？他来自一个兴旺的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毕业于一所出色的商学院；他不到30岁，或比这更年轻一些；他穿着粗条纹衬衫，系着宽宽的飘动的领带，浑身散发着一种自信，一种博学，几乎接近于一种傲慢。他可以脱口而出一些最新的陈词滥调，什么“业绩”、“概念”、“革新”还有“协同”之类的词语，他谈吐很急促，而做起事来却相当勤奋。
投机在弗雷德。卡尔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引导着公众，并成为了企业基金的领头人。在1967年时，他所获利润达到了116％，远远超过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业绩。卡尔投资于一些很小的，所谓的突然成长的公司以及成堆的未登记信件股票。他被新闻媒介尊奉为“冷酷而果断”的典型。作为新崛起的一代人的典范人物，卡尔在他贝弗利希尔斯的浴室里装了一部电话，并且开着一辆“积架”去上班。他的办公室是用欧普艺术装饰起来的。他的策略非常简单：“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每天早晨起来，每样东西都是要出售的——证券组合里的每一张股票乃至于我的衣服和我的领带。”
在名义上，买空卖空的实行者正越来越富裕。假若一般的股票都上涨了，为什么不简单地做一个买进？这个问题时时困扰着巴菲特。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做出的反应，既从自己利益的角度也从他的合伙人的角度。“现在的‘投资时尚’”，他写道，
并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满足 （或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大多数无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
我不会以这种途径投入我的资金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做这件事。
据他的儿子波特说，巴菲特把自己和格伦。米勒的故事相比较，这是一首好莱坞的叙事诗，它描述了一个乐队领队想要找到他“自己”声音的故事。
对于巴菲特来说，所谓正确的声音并不仅是挣钱，而是一种单纯的推理。在股票上拥有一份权利和下棋时精彩的一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格伦。米勒也好，或是博比。菲特尔也好，巴菲特只是不想走出自己的天地。
如果对于投资决策来说，某种我不了解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话，我们就不要进入这场交易之中。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我对某些动物的交配习惯的了解更多。
看起来似乎投机的成功越是眩目，巴菲特越是急切地想把它刹住。事实上，他在墙上很明了地贴满了有关1929年危机的剪报以时时提醒自己。他没有欧普艺术的装饰，没有任何在贝弗利希尔斯风糜的东西——只有大堆孤零的穆迪书籍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暖气片上，还有几幅照片，他的办公室很像是一个事业上比较成功的牙医的办公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