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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很有耐性地把参议员带进了学校。有一次，当格雷厄姆对股票期权表示出自己的怀疑态度时，富布莱特极力想诌媚他一番。
主席先生：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格雷厄姆：议员先生，我可无意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博得您的赞同。
最后，富布莱特终于谈到了核心的问题。
主席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发现了某个特殊的情形，并且您仅凭臆想判断你可以用10美元买下，而它是值30美元的，于是你买进一些。但您只有当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们认为它确实值30美元的时候您才能实现您的利润。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是作宣传呢？还是什么别的？
他又重述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一种廉价的股票发现自己的价值呢？
格雷厄姆：这正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神秘之处。对我和对其他任何人而言，
它一样神奇。（但是）我们从经验上知道最终市场会达到它的价值。
虽然他的答案省略了许多东西，但这正是巴菲特创业的基础。股票会回归到自身的价值，因此，一个坚信自己判断的投资者要有耐心。
但格雷厄姆自己对此不再有任何兴趣了。在意见听取会设立一年之后的1956年，他退休回到了贝弗利希尔斯，在加州洛杉矶分校教书，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一位女法语教师一起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他把自己许多的金钱都花在慈善事业上，他认为任何在自己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绩相当不错，但并不十分可观，从 1945年到1946年它每年赢利17。4％，和标准普尔500的水平相平齐。然而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它最成功的投资项目——它的GEICO股份——它们已经分配给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股东了。所有在1956年一直持有GEICO股票的人都获得了比标准普尔500高出一倍的收益。
但是巴菲特默默在做着自己的投资，他取得了更好的业绩。自从 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现在他有了赌注，他又想回到家乡奥马哈了。站在火车站平台上，四周满是纽约的人来潮往，他明白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在1956年的春天，他和苏茜在昂德伍德大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正好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两个街区远。这次巴菲特再也没有受雇于人的念头了。5月1日那天，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的7个成员：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前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元资金，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公司。
那段时间，格雷厄姆—纽曼的一位投资者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霍默。道奇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提起的问题：“谁将继承您的衣钵？”
格雷厄姆暗示说是沃伦。巴菲特。当道奇在车后牵了一艘独木舟驱车往西去度暑假时，他在奥马哈作了停留。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然后答应投入120000资金。
如今巴菲特有了三个小的合作企业，同时他开始预测他的家庭联营会有某种更好的发展。8月份，他回到纽约，最后一次参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东大会。他对格雷厄姆的另一门徒埃德。安德森提到，他正考虑遵循格雷厄姆的模式建立一个合伙企业——也许最低要有5万资金。然而谁又能说他是否能接过格雷厄姆的火炬呢？当股东们正式投票决定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个名叫卢。格林的投资者讽刺他，赞美了一番格雷厄姆，曼哈顿交易所的负责人宣称格雷厄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能发掘出贤人。格林为了清楚地划出这条界线，详尽地解释道：“格雷厄姆之所以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是因为他们能够委任的唯一人选是沃伦。巴菲特。
而又有谁想和巴菲特去打交道呢？“
4创业
一系列的市场决策，不管你是否相信，都在叠加成对一个人品性的刻划。
——亚当。史密斯 《金钱游戏》随着合伙人企业的建立并开始运作，巴菲特被一种看似古怪的忧虑所困扰着。正如他写信给“大男孩”（杰里。奥兰斯）所说，他害怕到最后自己的企业变得过于庞大，从而金钱会将他的孩子们腐蚀。他甚至找不出“一种符合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金钱”。
目前这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乐观地来看，它是会发生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敢肯定自己的确不想留给孩子们大堆的金钱，除非等我再老点，等我有时间看看这些孩子是否已经成材后再这样做。然而，留给他们多少钱，剩下的钱怎么办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大伤脑筋。
此时巴菲特有26岁，他有着中等的积蓄和并不稳定的收入。要是其他人对自己尚未挣到的百万财富如此忧心的话，他一定会招到别人的暗暗讥笑。
但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可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知道正如别人所做到的一样，他一定也会很富有——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显示成功的富有，而是富有得让人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所担心的是如何花费他的“金钱”。确实，以前他曾经也有过如此忧虑——而并不是如何挣到它们。
在他的业绩还只处于中等水平的时候，巴菲特这种令人敬畏的自信心正是激励他的动力。在1957年的时候，巴菲特还仅只是为几个亲戚朋友掌管着区区30万的数目。如果他不甘心只作一个奥马哈的平凡股票经纪人的话，他就需要有资本，有大量的资本。而如果巴菲特要筹集资本，除了他那令人惊愕的自信以外，有什么能使吸引投资者信任他呢？
巴菲特没有作为独立操作者的辉煌业绩，他没有任何明文表达的东西可以说明他值得大家信任。而且他不仅仅要求能自由运用客户的资金，他还想绝对地控制它。他不希望任何人过问他在股票上所做的决策——没有像巴菲特—福尔克里的那种小心谨慎的客户，没有像格雷厄姆—纽曼里的那种疑虑重重的上司。
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对所有现有的股票和债券都了如指掌。一行一行地，他把每一份财务报告和穆迪的书都牢记在心；一天一天地，他在心目中建立起了对“华尔街”的整个详细轮廓，就好像他能辨别出地平线上的每一块石头。他相信没有任何人的分析能比自己的更好。
在写给奥兰斯的信中，他会评价那些业绩非凡的共同基金，会对国库券作出一些建议，还会在一大段令人窒息的语句中抨击关于为资本或收入而投资的传统箴言。当他把所有的才识都聚焦于一个单一的、始终执著的目标，当奥兰斯写信就共同基金向他讨教一番时，巴菲特和颜悦色地回答他：你在信中提及的那些目标没有任何意义，这都是负责人们侃出的一派胡言。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承担最小的风险来获得远远多于投入的金钱产出。
假使连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清醒的规划都得不到公众的信任，那么还有什么能博得信任呢？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中具有那些鲜明的方面，他又为什
么要尝试进行他的事业呢？
1957年的夏天，巴菲特接到了一个叫埃德温。戴维斯的奥马哈著名的泌尿科医生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未见过面，但是戴维斯的一个病人，一个叫阿瑟。威森伯格的纽约投资顾问，在纽约时认识了巴菲特。威森伯格听说巴菲特正在努力筹集资金，于是他建议戴维斯打电话给他。尽管戴维斯对投资于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新手颇感疑虑，但他还是同意见巴菲特一面。在约好的那个星期天，他召集全家人一起对这个年轻人作一番评价。在他的第一眼印象中，巴菲特的确令人大吃一惊。
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个小伙子。天哪！他看上去只有18岁。他梳着非常短的头发，显得过于男孩气了。他的领口敞开着，外套显得十分肥大，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外衣，他讲话语速非常快。
这对巴菲特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时刻。戴维斯医生能够给他资金，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肯定。如果他能和戴维斯签约，那他就绝不仅仅是为他的父亲和艾丽斯姑妈进行投资了，他将从此跨入职业投资者的行列。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营造出一种别人所希望的气氛。的确，他的某些语句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