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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
她说：“我得去监狱看他。这个主要嫌疑人、您的同胞，几年前就进了大牢。”
法特问：“他怎么会是主要嫌疑人呢？据我所知，有人在继续杀人。”
龙卡尔说：“这就是墨西哥的神秘之处。您愿意陪陪我吗？愿意陪我一起去采访吗？说真的，要是有个男人陪着我，我可能会放心一些。这想法与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我是赞成女权主义的。您是不是反对女权主义者？在墨西哥，搞女权主义是困难的。如果你有钱，还不太难。如果属于中产阶级，那就困难了。一开始，不太难，当然起初容易，比如在大学里，非常容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困难。您要知道，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女权主义惟一的魅力就在年轻人里。但这里的女人衰老得很快。外界让我们衰老得快啊。幸亏我现在还年轻。”
法特说：“您相当年轻啊。”
“即使这样，我还是害怕。所以需要别人陪着。今天上午，我开车绕圣特莱莎监狱兜了一圈，差点癔病发作。”
“这么可怕吗？”
龙卡尔说：“简直像在梦里。像是一座活监狱。”
“活监狱？”
“不知道怎么给您解释才好。比如说，比一座单元楼房要活。活得多。您别惊讶我要说的话，这就像一个被大卸八块的女人。但是，她还活着。可在她的体内生活着囚犯。”
法特说：“明白。”
“不，我想您什么也不明白。不过，反正都一样。您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我给您提供了解杀人案主要嫌疑人的机会，交换条件是您陪着我，保护我。这是公平合理的交易。成交吗？”
法特说：“行。您太客气了。我还不明白的是您在害怕什么，监狱里没人敢碰您啊。至少从理论上讲，囚犯不会伤害您。他们只会互相伤害。”
“您一定从来没见过那个主要嫌疑人的照片。”
法特说：“没有。”
龙卡尔看看天空，笑了。
她说：“您觉得我像个疯子吧。或者像个风尘女子。但我不是。只是紧张，惟一的原因是喝得太多了。您以为我想拉您上床吗？”
“不，不会。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情况。”
“在我前任留下的文件中，有几张照片。有些是那个主要嫌疑人的。具体说，有三张。都是在监狱里拍的。其中两张，那美国鬼子，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骂人，可能是坐在一间会客室里，他望着镜头。他头发金黄，眼珠碧蓝，蓝得像盲人。在第三张照片上，侧身站着，望着旁边。他又高又瘦，很瘦，但不虚弱，一点也不。他长了一张幻想家的脸。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他在监狱里，可不像不舒服的样子。我没有这样的印象。也不像平静或者若无其事的样子。也不像是生气。那是一张梦幻般的面孔，但是在快速做梦。他的梦比我们的梦超前。这让我害怕。明白吗？”
法特说：“说真的，不明白。但是，我跟您一起去采访他。”
龙卡尔说：“太好了。后天上午十点我在旅馆门口等您。行吗？”
法特说：“上午十点，我一定到。”
龙卡尔说：“十点整。Okay！”
然后，她握握法特的手，离开了露天茶座。法特注意到她走得摇摇晃晃。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法特跟坎贝尔一起在胜地旅馆的酒吧喝酒度过。二人抱怨体育记者这个职业，说是普利策奖从来不会从这个黑洞里钻出来的，很少有人会认为体育记者除去见证一点偶发事件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价值。后来，他俩开始回忆大学时光，法特是在纽约大学度过的，坎贝尔是在爱荷华州的苏城大学度过。
坎贝尔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棒球和伦理学。”
在一刹那间，法特想像着坎贝尔跪在房间昏暗的角落里，怀抱《圣经》哭泣的样子。但是，后来坎贝尔谈起了女人，谈起史密斯兰镇上的酒吧，那是小苏城河旁边一家高级乡村旅馆；要先到达史密斯兰镇，然后继续向东走上不多几公里，酒吧就在树下，那里的姑娘经常招待农民和从苏城开车来的大学生。
坎贝尔说：“我们经常要干的就是那么几件事：先是跟姑娘性交，然后到院子里玩棒球，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天黑以后，我们一醉方休，在酒吧的拱廊里唱牛仔歌。”
可是，与此相反，法特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很少酗酒，不去嫖娼（实际上，他一辈子也没花过钱找女人），而是利用全部空闲时间打工和读书。每个星期六，他去创意写作工作室一天，有一段时间，不长，不超过几个月，他想自己能从事文学创作，可是领导工作室的那位作家有一天告诉他最好集中精力学习新闻写作。
但这事他没告诉坎贝尔。
夜幕降临时，丘乔来把法特接走了。法特发现丘乔没邀请坎贝尔同去。不知为什么，这让法特既高兴又不高兴。有一阵工夫，二人漫无目的地在圣特莱莎街道上兜圈子；这让法特感觉丘乔有话要说，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夜间的灯火改变了丘乔这个墨西哥人的模样。他的面部肌肉紧张。法特觉得他侧影丑陋。到那时，法特才意识到总得返回胜地旅馆，因为他的轿车停在那里。
法特说：“别走远了！”
丘乔问他：“你饿了？”法特说对。丘乔笑了，开始放音乐。法特听见手风琴声和一些人的叫喊声，既不痛苦也不欢乐，而是自给自足、自己消耗自己的能量。丘乔在笑，笑容凝固在脸上，继续驾驶，不看法特，面向前方，仿佛有人在他脖子上安装了一个钢制矫形器，与此同时，号叫声距离麦克风越来越近，法特猜测一张张凶恶的面孔张开嘴巴唱起来了，或者在继续叫喊，但比开始的音量要小，还时不时地高呼“万岁”，天晓得为什么！
法特问：“这是什么？”
丘乔答：“索诺拉的爵士乐。”
等法特回到汽车旅馆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那天夜里他喝醉了，后来酒劲过去了，又喝醉了，眼下站在自己房间门前，酒劲又过去了，仿佛墨西哥人喝的东西不是真正的酒，而是短期催眠药水。有一阵工夫，他坐在汽车的后备厢上，望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夜间空气新鲜，天上布满了星星。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母亲在哈莱姆区夜晚不是站在窗前望灿烂的星空，而是坐在电视机前想心事，或者在厨房洗碗，与此同时，从打开的电视里传出来黑人和白人的笑声，节目在讲笑话，也许母亲觉得有趣，虽然最大的可能是母亲根本不注意节目在说什么，而是忙于洗刷脏碗、脏锅和刚刚用过的刀叉，法特想：母亲平静地干活，这平静的态度可能意味深长，超过了表面上的平静；也许这平静就是平静和疲劳，就是平静和燃烧的灰烬，就是平静、安宁和梦想，最后就是梦想，就是源泉，也是平静的栖息之地。于是，法特认为，那平静就不是单纯的平静了。或者说，我们关于平静的概念是错误的，或者说，平静的领域实际上只是运动指示器，加速或者减速，视情况而定。
次日下午两点，法特方才起床。他想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睡觉前曾经感觉不舒服，呕吐过。他看看床铺四周，又去卫生间瞅瞅，一丝呕吐的痕迹都没有。可是，睡觉的时候曾经起床两次，都闻到了呕吐的臭气啊，一种从房间各个角落跑出来的腐烂气息。那时，他太累了，懒得起床去打开窗户，接着又继续睡下去了。
眼下，臭气已经消散，没有丝毫昨夜呕吐的痕迹。洗了淋浴，穿上衣服，一面盘算着晚上比赛之后驾驶轿车返回图森，从那里搭夜班飞机去纽约。他不准备赴龙卡尔的约会了。既然不能发表，那干吗要去采访一个连环杀害妇女的嫌疑人呢？他本打算从汽车旅馆打电话预订机票，可是在最后一刻决定从拳击馆或者从胜地旅馆订票。接着，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到行李箱里。他去服务台结账。接待人员告诉他用不着现在结账，如果十二点离开的话，收费是一样的。法特道声谢，把钥匙放回衣袋里，但没有把行李箱从轿车里拿出来。
接待人员问他：“您估计谁赢？”
“不知道。这种比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法特说道，那口气好像一辈子都在做体育记者。
天空湛蓝，偶尔有一丝圆柱形白云从东方飘来，向城市前进。
“像是圆桶。”法特站在服务台敞开的门口说道。
那接待人员说：“是硬性云［14］。只要一到圣特莱莎上空，云彩肯定消散。”
“真奇怪啊。”法特站在门口不动，说道。“硬性就是坚硬啦，来自希腊语的skirrhó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