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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人性的贪婪、自私和凶残的本性在当代有了迅速膨胀，其势头越演越烈，不可遏制，不可救治。善良的人们几乎无法抵抗如此恶性的发展。恶势力弹冠相庆，气焰嚣张。人性恶发展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灭亡，因为“自作孽不可活”嘛。《2666》作者判断的依据是：人类的动物性就是灭亡人类的死神。因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痼疾，例如，疯狂地发展物质生产，全然不顾生存环境；恶性的市场竞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道德沦丧；官场腐败……种种倒行逆施，都源于自私和贪婪。高科技迅猛的发展非但没有改善人性，反而推动人类像高速列车一样向万丈深渊驶去。因为高科技的发展也有它的负面影响：助长消费、安逸、懒惰，还不算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作者认为，人性恶的膨胀是不分社会阶层、政党、团体、企业、事业的。自私和贪婪之心，人皆有之，一旦有了滋生的条件就会发作起来。但是，作者的立场非常鲜明：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底层的人们由于无权无势往往是受害者。他们的亲属在事情发生后，得不到任何社会援助。因为社会体制的建立是暴力的产物：依靠暴力夺权的人在掌权；在经济社会里，权贵集团依靠金钱实力统治和欺压底层的人们，他们不仅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还垄断着一切舆论工具，甚至企图钳制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制度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驱动人们追求金钱、攀附权贵，充当物欲的奴隶。因此贪婪和纵欲的发展就有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书中也有少数清醒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要么无可奈何，要么悲观失望，要么甘心充当权贵的智囊和喉舌。总之，四分五裂，形不成团结一致的理性力量去扭转向恶的趋势。受压迫的底层的人们，也有自己的问题：由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愚昧、无知是必不可免的，因此没有维权意识，没有公民自主意识。一盘散沙的状态让暴力实施者在他们身上为所欲为。而这种事情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啊，发生在信息时代啊。宗教、迷信，尤其是宿命论严重地束缚着底层人们的思想，所以有些人甘心当形形色色的奴隶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即一切封建、反动、迷信的思想糟粕都打着五颜六色的“文化传统”旗帜招摇撞骗，毒害着老百姓的心灵，在“和平与发展”口号的掩护下贩卖各种假货。谁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信仰金钱、暴力和权力，难道不是信仰？但这样的信仰在人们心里产生的要么是贪婪，要么是恐惧，要么是无奈，要么是绝望。书中也有善良的人们，也有见义勇为者，也有冷静思考的人们，但是人数寥寥，力量孤单。面对着强大的权贵势力和黑恶团伙，他们的下场只有牺牲。尤其是军队和警察完全掌握在权贵势力集团手中，任何抗争行为都会在政府“维持稳定”的名义下被镇压下去。在第三部分《法特》里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人类的疯狂和残忍的全部典型都不是当代人发明的，而是咱们老祖宗的创造。可以这么说，希腊人发明了人性恶，看到了咱们人人心里都有邪恶，可是我们对这邪恶的证据已经无动于衷了，咱们觉得这些证据微不足道，觉得这些证据难以理解。人性疯狂也是如此。正是希腊人开启了邪恶变化的一系列可能性，可如今这些可能性什么也没对咱们说明。也许您会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进入21世纪后，人性恶不是没变，而是更加膨胀了。以人权、公平、正义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以和平发展、“互利双赢”名义进行的资源掠夺，在高科技的帮助下，规模大、程度激烈、手段狡猾的大量事实，都一一证明了人类的贪婪、疯狂和残忍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新高度。人类自我毁灭的另外一个有力证明就是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气候异常、许多生物濒临灭绝、可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末日”来临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了，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疯狂、邪恶、贪婪膨胀的不争事实。严重的是，人类还没觉醒，还对纸醉金迷的生活津津乐道。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世界组织根本拿不出（也不可能拿出）治疗人类邪恶的灵丹妙药。更不要说，各国的政府和政客了，这些人恰恰是人性贪婪的推手和组织者，因为他们往往打着“爱国”和“为民”的口号为权贵集团疯狂地谋取利益，所以有着很大的欺骗性。《2666》的作者正是站在环宇之上俯瞰人间的。他看到的是一片荒漠，人性恶的膨胀则是这荒漠中“恐怖的绿洲”。这就是他在全书开篇前引用法国诗人那句话的深藏含义。
在第四部分《罪行》里，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出墨西哥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统统掌握在权贵集团手中。犯罪团伙、贩毒、走私等黑社会组织有政治保护伞。新闻等媒体是为权贵集团服务的工具。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观和绝望，只能愤愤骂权贵势力是“卑鄙肮脏的野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横行霸道的权势人物是受到“制度保护”的，而穷苦百姓的求告无门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书中的人物骂道：“这是墨西哥的一个特色啊！是拉美特色啊！”
中产阶级普遍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真正做事情的不多”，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成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为政府工作的。政府养活他们，暗中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因此这是一个附庸在权贵集团身上的寄生物，没有独立生存的基础。从思想上说，他们看不到制度改善的希望，只看见了官场腐败的丑恶表现，因此处于悲观绝望之中；要么就趋炎附势，按照潜规则行事。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经过了打击之后，也处于悲观状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也不相信权贵资本主义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特别是90年代起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尤其不相信什么政党政治的能力。《2666》里面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一切都是欺骗”，大家“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在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里，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授兼文学评论家面对妇女连续被杀事件的表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英国女教授跑回伦敦去了。一回到家里，“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然后是“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或者过流浪生活”。最后，跑到意大利去谈恋爱了。西班牙教授天天带着墨西哥小情人跳舞、做爱。法国教授则是躲在旅馆里埋头读书。四位教授全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不再研究和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更不要说揭露和批评社会犯罪现象了。这样的结局是意味深长的——想得多、做得少的读书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会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
在叙事艺术方面，作者用了十分冷峻的手法，让大量的事实说话，例如，战争中的屠杀，对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