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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正准备飞抵西安，亲自指挥西北大军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进攻，争取在日军大举入侵前把红军消灭干净。
得到戴笠的密报，蒋介石愣了半晌，道：“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经常收到汉卿和杨虎城不和的情报吗？”
戴笠说：“那是张、杨两人采取的计谋，用以迷惑校长的。”
蒋介石又认真想了想，仍是摇头：“这不可能，汉卿的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讲忠义。”
戴笠说：“汉卿的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报仇，也算是忠义？”
蒋介石不悦道：“好了，不要说了。”
戴笠咽下欲说的话，知道再怎么说也没用，只好劝道：“不管情报可不可靠，我建议校长暂时不要去西安。”
蒋介石说：“我不要听，汉卿手下个别极端分子造出的谣言就把你吓成这样！你别说了，不要妨碍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无奈，只好唯唯退下，心想：但愿这份情报是别人造出的谣言。
蒋介石一行飞往西安去了，戴笠因脱不了身，只好在家里密切关注西安的秘密电台。
1936年12月12日，戴笠坐镇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来到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只见孔祥熙、宋美龄神色焦急地在书房里等戴笠。
见戴笠来了，宋美龄急忙奔过来，递过一纸电文道：“戴处长，你总算来了，帮我想想办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十三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戴笠惊得愣了足足有半分钟。
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何应钦当即封锁了消息，因此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只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秘查“陈小姐”的宋美龄。
宋美龄得知，星夜赶回南京商议对策，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友新发来的电文：张、杨叛变，委员长被扣，生死未卜。
以后又中断了联系，可见向友新的处境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张、杨叛变，蒋介石被扣的事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同学或特务处的特务就哭道：“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没有了领袖，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这如何是好？”
戴笠去找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戴笠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认为一旦打起来岂不要了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千乔等人组成。两派争吵激烈，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拒绝参加会议。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对立，更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千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
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混乱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郑介民、梁千乔则在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说：“不打都难以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另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做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不能真打，只能做手段，谈是目的。只要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说罢，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上门送死。
正在犹豫不决时，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驻西北，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他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根据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完全决定于校长本人，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之目的，无非是逼其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则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综上所述，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雨农兄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乃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
胡宗南的复电，使戴笠茅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机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
宋美龄见戴笠对蒋介石如此忠心，非常感动，嘴里却道：“你不能跟我们同去，西安都知道戴雨农是个特务头子，去了反而坏事。”
戴笠见夫人不同意，求助地望了一眼宋子文。
宋子文干咳一声，对宋美龄道：“还是让雨农一起去吧。雨农和汉卿的关系很好，而且汉卿周围有不少他的手下。去了以后，还要发动他们说服汉卿。”
宋美龄这才对戴笠说：“和我们同去可以，但到了西安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影响大局。”戴笠喜道：“雨农记住了。”
原来，戴笠早料到宋美龄可能不同意，便事先和宋子文说好了，到时请替自己说话。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下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被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量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当即，戴笠交代，特务处所属内勤机关和各省站组织要继续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当地军警宪机关配合，防止坏人造谣，扰乱治安；指示所属密电研究译室对桂系、阎锡山、龙云、刘湘、韩复榘等各派系加强监督侦查，以秘密掌握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戴笠还反复交代郑介民，一定要随时与胡宗南保持联系，并防止复兴社内部的主战派惹是生非，轻举妄动，一切要等蒋夫人和宋部长从西安回来后再作定夺等。
1936年12月22日，戴笠带上两支勃朗宁手枪，上满子弹，暗藏在身上，在南京机场随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另外还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共七人，登上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飞机。
两个多钟头后，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出了舱，张学良早已迎候在机场。
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之际，戴笠以他职业的敏锐扫视周围。但见机场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戴笠一下子情绪十分低落，心底涌起一种大难临头的悲哀。
正想着，一个年轻士兵用东北官话对戴笠说：“先生，请举起双手接受检查！”
戴笠机械地举起双手，身上两支手枪被搜去。
这时，宋美龄对张学良道：“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
张学良回道：“夫人请便，汉卿不敢。”
上了车，戴笠暗忖：早知如此，我不如把枪藏在夫人皮箱里。
正想着，车队已开至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刚下车，张学良对戴笠说：“雨农兄在这里委屈一下，家里还有一个客人，我先送夫人、宋先生、端纳三人去高桂滋公馆见委员长。”
戴笠苦笑道：“汉卿请便。”然后，戴笠被张学良的副官带进了张公馆。
刚进门，只见一位穿军装的壮年汉子操着四川口音叫道：“戴雨农，你怎么来了？我以为汉卿要我陪哪位贵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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