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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春明梦余录》卷40）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或者说，统治者还是看出发点的。这篇策论，像诸葛亮《出师表》教导刘禅远小人近贤臣。尽管明朝的皇帝个个近宦官远廷臣，是该如此教训一番，但阳明只是一个褊远小臣，胆子也太大了些。
心学家都是心高胆大的，尚任侠、佩服诸葛亮是他们当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
“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发表意见。王居然问“程子”将佛老比为杨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张九龄怎么会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论？这样的问法在八股考题中出现就砸了阳明的饭碗。阳明的一个学生就因主考时引用经义有误而被罢了官。心学门徒“学术不精”是个事实。这也因为他们的自我定位是要当思想家而非学问家，所以在知识上往往是空疏的。
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暴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象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设一官或两人共理一事，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无个标准，常规现象是挨年头，非常规的是“异道险邪之辈”越界超升。阳明说：“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杰者，名器而已。”现在名器太滥，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纷扰必生，纪纲必不振；纪纲不振乱将不远。牧羊人之间闹得太不像话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谓民变。阳明认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改变官冗而事不治的现象。
官，居“名位”而成为国家机器的化身，但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名器而来罢了。设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礼”。所以他首问礼乐，这也是儒家的上堂诗，阳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学问的“学位论文”，无甚闪光之处，只是在重复儒家托古改制的老办法而已。
第二道是议论佛老。他有明显的为佛、老二氏辩护的倾向，将二氏之非归咎于其徒之不良，然后又说儒门也有后徒背祖的现象。对于老子，则仅仅批评其与世和光同尘的乡愿风格。这是让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们闻着味不对的话头。
尽管他私心二氏的修养技巧，但心学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论者，阳明是从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学的这种一元论，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是其唯意志主义心态的必然立场。这也是大一统行政体制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真正属于阳明的问题是后面三个：“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是王自己内心的两极，外王欲求对于书生来说就是当宰相，内圣的楷模是颜回。王的答卷也见心学路数：“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这与我们熟悉的欲为革命文先为革命人是同一逻辑。
像所有的儒家一样，王倾心风俗统治，他的第四个问题是：风俗之美恶关乎天下之治。他认为风俗代有新变，风俗在三代不知凡几变矣，变到汉代以后江河日下，他希望考生像贾谊那样高屋建瓴地纵论一通。他代作的“标准答卷”是这样开头的：
“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
风俗统治论的核心是人格决定论，王呼吁像伯夷那样的圣之清者，像柳下惠那样的圣之和者来刷新社会风气，来使“鄙夫敦，薄夫宽”。而坏尽天下风气的是那些貌似忠信的“乡愿”。阳明一生的天敌就是乡愿！或者说心学的天敌就是乡愿。乡愿的危害性在于它极善伪装，他说：泛泛地看，谁也不是乡愿，细看则不是乡愿者几乎没有。这种作风使社会失去正常标准：
“盖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重擐狡而轻朴直，……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
他预言“天下之患必自此而起”。他说的稍微早了一些，但绝对说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的设置显示了他与当时的流行做法的“紧张”关系。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然后笔锋一转，指责“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意指这种做法是拔不出豪杰来的，但马上表明自己是要拔豪杰的，所以让你们“备论当世之务”，如何削减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赋税？更有几乎是出格的问题：现在藩王满天下消费极大，国家几乎养不起了，他们还将发展到尾大不掉闹事的地步，怎么处置？军队遍海内而日耗甚大，怎么办？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流民，怎么拯救？社会治安混乱，“狱讼烦滋，流贼昌炽，其将何以息之？”权贵世家兼并土地，为害乡里，人情怨苦，怎么制裁他们？边境不宁，怎么对付那些戎和胡？
他几乎把当时主要急务都摆出来了，他认为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成龙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税赋，南军北用北军南用，征调运输粮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只是满脑袋权钱经！怎么办？千言万语是得找出好官来，但国家“名器已滥”！
关键是选拔出真才。尽管出个把真才也得被官场这个销金窟给磨灭了。但体制性的改革王阳明终身都没有想过。由他来选拔人才，他也无非是想让这些秀才们都能写出他五年前那样的《陈言边务疏》。他后来摆平了蕃镇与民变两相，那奇勋的建立，不是现蒸热卖而是积厚孕久的功夫。并非天然现成的“良知”发用。不过其忧国忧民的情志的确让人感动。但他做不了多少主。在结尾处，他说了几句显然是说给主持天下文柄的大人老爷们看的的话。真难为他了。
他当考官是不会像周进选拔范进那样选拔人才的。可惜，他只主持过这一次小小的乡试。无权是不能为国家选拔真才的。
按世俗标准，他算一帆风顺，年轻轻的进士及第，刚上仕途也谈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却在边缘空耗时光。他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