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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分钟，”她刚进屋时还对自己说，“我就会看见他了。我要告诉他我爱他（她是下了决心来的）——爱得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深。那时他或许会说……。”
他会怎么说？血液涌上了她的面颊。
那天晚上看完感官电影他为什么那么古怪？太古怪了。而我却绝对有把握他的确相当喜欢我。我有把握……。
正是在这个时候伯纳宣布了消息：野蛮人不来参加晚会了。
列宁娜突然有了一种一般只在受到强烈的代动情素处理时才有的感觉——一种可怕的空虚感，一种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惧感，恶心感。她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也许是因为他并不爱我。”她对自己说。这种可能性立即变成了确定的事实。约翰拒绝来，是因为他不喜欢她……
“实在太愚蠢了。”伊顿公学的女校长对火葬与磷回收场场长说，“在我认为实际上……”
“的确，”范尼·克朗的声音传来，“酒精的事绝对是真的。我的一个熟人认识一个当年在胚胎库工作的人。她告诉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又告诉了我。”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亨利·福斯特对社区首席歌唱家表示同情，说。“你也许会感到兴趣，那时我们的前任主任正打算把他下放到冰岛去。”
伯纳那快活自信的气球绷得太紧，大家说出的话把它戳了个千疮百孔，大漏其气。他苍白、沮丧、激动、心慌意乱，在客人之间走来走去，前言不搭后语地啜嚅着，表示歉意，向他们保证下一回野蛮人准到。他求他们坐下，吃一只胡萝卜素夹心面包，吃一片维他命A小面饼或是喝一杯代香摈。他们照吃不误，却不理他；他们一面喝着饮料，一面当面出言不逊，或是彼此议论着他，声音又大，又不客气，只当他不在。
“现在，我的朋友们，”坎脱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用在福帝日庆祝演出里领唱的美丽嘹亮的歌喉说，“现在，我的朋友们，我觉得也许时间已经到了……”他站起身来，放下杯子，从他那紫红色粘胶背心上弹掉不少点心碎屑，向门口走去。
伯纳冲上前去，想留住他。
“您真是非走不可吗，歌唱家先生？……时间还早呢。希望您能够……”
是的，此举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列宁娜曾经秘密告诉过伯纳，如果他邀请首席歌唱家，他是会接受邀请的。“他确实相当可爱，你知道。”她还让伯纳看了一个T字形的金质小拉链钮，那是首席歌唱家为他们一起在兰蓓斯度过的周末给她的纪念品。为了宣布他的胜利，伯纳曾经在每一份请帖上写上以下的话：与坎脱伯雷首席歌唱家和野蛮人先生见面。但是这位野蛮人先生偏偏选在今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屋里，而且大叫“哈呢！”甚至“松厄索策纳！”幸好伯纳不懂祖尼语。那应当成为伯纳整个事业光辉顶点的时刻竟然变成了他奇耻大辱的时刻。
“我曾经非常希望……”他抬头用慌乱和乞求的眼光望着那位大人物，结结巴巴地重复道。
“我的年轻朋友。”社区首席歌唱家用庄重、严厉、响亮的声音说。人们鸦雀无声。“让我给你一句忠告。”他对伯纳晃动着一根指头，“还不算太晚的忠告。”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宽宏了。“你可要痛改前非，痛改前非。”他在他的头上画一个T字，转过了身子。“列宁娜，我亲爱的，”他用另一种口气叫道，“跟我来。”
列宁娜服从了，跟在他身后，出了屋子，但是没有笑容，并不得意（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意思）。别的客人在一段意味着尊重的时间之后跟着出去了。最后的客人砰的一声关上门，便只剩下了伯纳一个人。
他的气球给戳破了，完全泄了气，他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用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他想通了，吞下了四片唆麻。
野蛮人在楼上读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列宁娜和首席歌唱家下了飞机，踏上了兰蓓斯宫的屋顶。“快一点，年轻朋友——我是说你，列宁娜。”首席歌唱家不耐烦地从电梯门口叫道。列宁娜看了看月亮，逗留了一下，然后垂下了眼皮，匆匆走过屋顶，来到他面前。
穆斯塔法努德刚看完一份文件，标题是〈一条生物学的新理论〉。他沉思地皱起眉头坐了一会儿，然后提起笔在标题页上写道：“作者用数学方法处理目标的设想新奇而极富独创性，但为不经之论，对当前社会秩序具潜在的颠覆作用，颇为危险，不予发表。”他在那几个字下画了根线。“对该作者须加监视，必要时下放海军至海伦那生物站工作。”很可惜，他签名时想道，是一篇杰作。但一旦接受从目标出发所做的解释——结果便很难预料。这一类思想极容易破坏上层种姓中思想不坚定分子已设置的条件——让他们对体现最高的“善”的幸福失去信心，转而相信幸福之外还有着存在于当前人类社会以外的目的，从而相信生活的目的不是维护福利，而是深入意识及扩大知识。这话很可能不错，总统想道，但在目前的环境里决不能容许。他再次拿起笔，在“不予发表”下面画上了第二道线，比头一根还要粗黑。然后叹了一口气，“如果人不必考虑幸福的话，”他想，“哪会多么有趣！”
约翰闭着眼睛，脸上焕发出欢乐的光彩，对着虚空柔情脉脉地朗诵道：“啊，连火炬也要学习她明亮的燃烧，她仿佛是在黑夜的面颊旁闪光熠耀，有如埃塞俄比亚人耳里豪华的耳坠，太豪华的美，不能用，在人间太宝贵……”
金质的T字架在列宁娜的胸脯上闪光。社区首席歌唱家抓住它，好玩地换了几下。“我觉得，”列宁娜打破了长久的沉默说，“我最好吞两克唆麻。”
此时的伯纳却睡得正酣，正对着他梦中的私人天堂微笑。微笑，微笑。但无可改变的是，他床头电钟的分外每三十秒就要发出几乎听不见的一声“嗒”，跳前一步。嗒、嗒、嗒、嗒……于是到了早上。伯纳又回到了时间与空间里的苦恼之中。他坐上出租飞机来到条件设置中心上班时，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成功的刺激已经烟消云散，他又清醒了，又故我依然了。跟前几周暂时膨胀的气球一对照，他原来的自我在周围的气氛里似乎空前地沉重了起来。
对这个泄气的伯纳野蛮人表现了意料之外的同情。
“你倒更像在马尔佩斯时的样子了。”伯纳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告诉他时，野蛮人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吗？在那所小房子外面。你现在就跟那时一样。”
“我又不快活了，原因就在这里。”
“要是我呀，我倒宁愿不快活，而不愿意得到你在这儿的这种撒谎撒来的快活。”
“可是我喜欢，”伯纳痛苦地说，“这都怪你。你拒绝参加晚会，弄得他们全都反对我！”他明白自己这话不公正，因而很荒谬。他心里也承认野蛮人此刻的话说得很对：能够因为那么渺小的理由就反目成仇的朋友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尽管他明白而且承认这个，尽管实际上朋友的支持和同情现在是他仅有的安慰，他仍然在心里顽固地、秘密地滋长着一种对那野蛮人的怨恨之情（伴随那怨恨的也有对他的真诚情感），要想对他搞一场小小的报复，给他点苦头吃吃。让对首席歌唱家的怨恨滋长是没有用的，要报复换瓶主任或命运设置主任助理也办不到。可在伯纳看来，那野蛮人作为报复对象却具有超过那几个人的巨大优越性，因为他是可以报复的。朋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我们想施加而无法施加于敌人的惩罚，他们能够以一种较为温和也较为象征性的形式接受。
伯纳可以伤害的另一个人是赫姆霍尔兹。在他心烦的时候伯纳又去跟赫姆霍尔兹套近乎了（在他得意时是认为那友谊不值得维持的）。赫姆霍尔兹给了他友谊，没有责备，没有指斥，好像忘了曾经有过的争吵。伯纳很感动，同时又觉得那种宽容对他还是一种侮辱。这种宽容越是不寻常就越是叫他丢脸，因为那全是出于赫姆霍尔兹的性格，而与唆麻无关。那是日常生活里的不计前嫌、慷慨给予的赫姆霍尔兹，而不是在半克唆麻造成的假期里的赫姆霍尔兹。伯纳照常心怀感激（朋友回到身边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却也照常心师不满（若是能够报复一下赫姆霍尔兹的慷慨倒是一种乐趣）。
在两人生疏之后第一次见面时，伯纳倾诉了苦痛，接受了安慰。等到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遇上麻烦的人因而感到意外和惭愧时已经是好几天以后的事了。赫姆霍尔兹跟领导之间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