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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在信中提到，石榴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树木，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再次开花结果。我站在它下面，想起我们无数次爬上去，坐在枝桠上，双腿摇晃，斑驳的阳光穿越过树叶，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交错的光和影。我嘴里涌起强烈的石榴味道。
我屈膝蹲下，双手抚摸着树干。我见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几乎全然消退，但它仍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我用手指顺着每个字母的笔画，从那些细微的裂缝刮下一点点树皮。
我盘膝坐在树下，朝南眺望这座我童年的城市。曾几何时，家家户户的围墙都有树梢探出来，天空广袤而澄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如果你仔细听，兴许你甚至能听到来自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叫卖声，兜售水果的小贩高喊：樱桃！杏子！葡萄！日暮时分，你还可以听到钟声，来自沙里诺区的清真寺，召唤人们前去祷告。
我听见喇叭声，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们又朝南驶去，回到普什图广场。我们和好几辆红色的皮卡擦身而过，车斗上挤满荷枪实弹、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每次遇到他们，法里德都会低声咒骂。
我付钱住进了普什图广场附近一间小旅馆。三个小女孩穿着统一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头巾，紧贴着柜台后面那个瘦小的四眼佬。他索价75美元，那地方相当破落，这个价格简直匪夷所思，但我并不在乎。为了给夏威夷海边的房子付款漫天要价是一回事，为了养活孩子这么做又是一回事。
房间没有热水，破旧的厕所无法冲水。只有一张铁床，一张破褥子，一条旧毛毯，角落摆着只木椅。正对广场的窗户破了，还没修补。我放下行李箱，发现床后的墙壁上有块干了的血迹。
我给法里德钱，让他出去买吃的。他带回四串热得响的烤肉，刚出炉的馕饼，还有一碗白米饭。我们坐在床上，埋头大吃。毕竟，喀布尔还有一样没有改变的事情：烤肉依然如我记忆中那般丰腴美味。
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德睡地板，我额外付了钱，让老板取来一条毛毯，给法里德裹上。除了月色从破窗倾泻进来，再无其他光线。法里德说老板告诉过他，喀布尔停电两天了，而他的发电机需要修理。我们谈了一会。他告诉我他在马扎里沙里夫长大的故事，在贾拉拉巴特的故事。他告诉我说，在他和他爸爸加入圣战者组织，在潘杰希尔峡谷抗击俄国佬之后不久，他们粮草告罄，只好吃蝗虫充饥。他跟我说起那天直升机的炮火打死了他父亲，说起那天地雷索走他两个女儿的命。他问我美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在美国，你可以走进杂货店，随意选购十五或者二十种不同的麦片。羔羊肉永远是新鲜的，牛奶永远是冰冻的，有大量的水果，自来水很干净。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每个电视都有遥控器，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安装卫星接收器，能看到超过五百个电视台。
“五百个？”法里德惊叹。
“五百个。”
我们沉默了一会。我刚以为他睡着，法里德笑起来。“老爷，你听过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吗？他女儿回家，抱怨丈夫打了他，你知道纳斯鲁丁怎么做吗？”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脸带微笑，而我脸上也泛起笑容。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毛拉有很多笑话，世界各地的每个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他怎么说？”
“他也揍了她，然后让她回家告诉她丈夫，说毛拉可不是蠢货：如果哪个混蛋胆敢揍他的女儿，毛拉会揍他的妻子以示报复。”
我大笑。部分是因为这个笑话，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从不改变。战争发动了，因特网发明了，机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而在阿富汗，我们仍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一次毛拉骑着他的驴子，肩膀上扛着一个重重的袋子。”我说。
“没有。”
“有个路人问，你为什么不把袋子放在驴背上呢？他说：‘那太残忍了，我已经压得这可怜的东西不堪重负。’”
我们轮流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全都讲完之后，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惊醒睡意蒙的我。
“怎么？”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是说，你为什么真的到这里来呢？”
“我告诉过你。”
“为了那个男孩？”
“为了那个男孩。”
法里德在地上翻身，“真叫人难以相信。”
“有时候，我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来到这里。”
“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那个男孩？你从美国漂洋过海，就为了……一个什叶派信徒？”
这句话让我再也笑不出来，睡意全消。“我累了。”我说，“我们睡觉吧。”
法里德的鼾声很快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我睡不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透过那扇破窗，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也许那是对的。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我们走进伽兹体育馆入口通道的时候，喧哗的人群正在纷纷入座。阶梯状的水泥看台上挤满了几千人。儿童在过道嬉闹，上下追逐。空气中散发着辣酱鹰嘴豆的味道，还有动物粪便和汗水的臭味。法里德和我走过那些兜售香烟、松子和饼干的小贩。
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语。他问我要不要买些“性感的图片”。
“非常诱人，老爷。”他说，机警的眼睛四下扫视——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早几年的时候，在旧金山田德龙区街头，她竭力劝我买毒品。那男孩拉开夹克的一边，让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图片：印度电影的明信片，上面是媚眼如丝的女演员，穿着全套衣服，躺在男人怀里。“多么性感。”他重复说。
“不了，谢谢。”我说，把他推开，继续走。
“他要是被抓住，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法里德低声说。
当然，票上没有座位号码，没有人礼貌地指引我们到哪一区、哪一排就座。从来就是这样，即使在旧时君主制的那些岁月。我们找到一个视线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场左边，不过法里德那边有点挤，推推搡搡的。
我记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现在则是一团糟。到处都是洞和弹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南边球门门柱后面，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球场根本没有草，只有泥土。等到两支队伍各自入场——虽然天气很热，所有人都穿着长裤——开始比赛，球员踢起阵阵尘雾，很难看到球在哪里。年轻的塔利班挥舞着鞭子，在过道来回巡视，鞭打那些喊得太大声的观众。
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他们将球员清走。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跟我来这城市之后到处都看见的一样，它们从大门驶进体育馆。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些。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人们伸长脖子，指指点点，踮着脚站起。在我身旁，法里德低声祷告，喉结上下蠕动。
红色卡车并排驶进球场，卷起两道尘雾，阳光在它们的轮毂上反射出来。在球场末端，它们和第三辆车相遇。这一辆的车斗载着的东西，让我突然明白了球门后面那两个洞究竟起何作用。他们将第三辆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意料之中，人群窃窃私语。
“你想看下去吗？”法里德悲哀地说。
“不。”我说，有生以来，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地想离开一个地方的渴望，“但我们必须留下来。”
两个塔利班肩头扛着俄制步枪，将第一辆车上蒙着眼的男子揪下来，另外两个去揪穿着长袍的妇女。那个女人双膝一软，跌倒在地。士兵将她拉起来，她又跌倒。他们试图抬起她，她又叫又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惨叫。那是跌进陷阱的动物试图把被夹住的脚挣脱出来的惨叫。又来两个塔利班，帮着将她塞进深没胸口的洞。另外一边，蒙着眼的男子安静地让他们将他放进那个为他而掘的洞里。现在，地面上只有那对被指控的躯体突出来。
有个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门附近，他胡子花白，穿着灰色教袍，对着麦克风清清喉咙。他身后那个埋在洞里的女人仍不停惨叫。他背诵了《可兰经》上某段长长的经文，体育馆里面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只有他鼻音甚重的声音抑扬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