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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哈桑搅乱了我的生活。我每天尽可能不跟他照面，并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因为每当他在旁边，房间里的氧气就会消耗殆尽。我的胸口会收缩，无法呼吸；我会站在那儿，被一些没有空气的泡泡包围，喘息着。可就算他不在我身边，我仍然感觉到他在，他就在那儿，在藤椅上那些他亲手浆洗和熨烫的衣服上，在那双摆在我门外的温暖的便鞋里面，每当我下楼吃早餐，他就在火炉里那些熊熊燃烧的木头上。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忠心耿耿的信号，他那该死的、毫不动摇的忠心。
那年早春，距开学还有几天，爸爸和我在花园里种郁金香。大部分积雪已经融化，北边的山头开始露出一片片如茵绿草。那是个寒冷、阴沉的早晨，爸爸在我身旁，一边说话，一边掘开泥土，把我递给他的球茎种下。他告诉我，有很多人都以为秋天是种植郁金香的最好季节，然而那是错的。这当头，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请新的佣人？”
他扔下球茎，把铲子插在泥土中，扔掉手里的工作手套，看来我让他大吃一惊，“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我只是想想而已，没别的。”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爸爸粗声说。
“你不会，我想。那只是一个问题而已。”我说，声音降低了。我已经后悔自己那样说了。
“是因为你和哈桑吗？我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但不管那是什么问题，应该处理它的人是你，不是我。我会袖手旁观。”
“对不起，爸爸。”
他又戴上手套。“我和阿里一起长大。”他咬牙切齿地说，“我爸爸将他带回家，他对阿里视如己出。阿里待在我家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而你认为我会将他赶走？”他转向我，脸红得像郁金香一样，“我不会碰你一下，阿米尔，但你要是胆敢再说一次……”他移开眼睛，摇摇头，“你真让我觉得羞耻。至于哈桑……哈桑哪里也不去。你知不知道？”
我望着地面，手里抓起一把冷冷的泥土，任由它从我指缝间滑落。
“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咆哮了。
我害怕了：“我知道，爸爸。”
“哈桑哪儿都不去，”爸爸愤怒地说，他拿起铲子，在地上又掘了一个坑，用比刚才更大的力气将泥土铲开，“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儿。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以后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
“不会了，爸爸，对不起。”
他闷声把剩下的郁金香都种完。
第二个星期，开学了，我如释重负。学生分到了新的笔记本，手里拿着削尖的铅笔，在操场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尘土，三五成群地交谈，等待班长的哨声。爸爸的车开上那条通向校门的土路。学校是座两层的古旧建筑，窗户漏风，鹅卵石砌成的门廊光线阴暗，在剥落的泥灰之间，还可以看见它原来的土黄色油漆。多数男孩走路上课，爸爸黑色的野马轿车引来的不仅仅是艳羡的眼光。本来他开车送我上学，我应该觉得很骄傲——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尴尬，尴尬和空虚。爸爸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掉头离开。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跟人比较斗风筝的伤痕，而是站到队伍中去。钟声响起，我们鱼贯进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后面。法尔西语老师分发课本的时候，我祈祷有做不完的作业。
上学给了我长时间待在房间里头的借口。并且，确实有那么一阵，我忘记了冬天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让它们发生的事。接连几个星期，我满脑子重力和动力，原子和细胞，英阿战争，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绪总是回到那条小巷。总是想到躺在砖头上的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想到那些将雪地染成暗红色、几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让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诉他我要给他念一个刚写的故事。他当时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手忙脚乱把衣服晾好的样子让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们爬上山，稍作交谈。他问起学校的事情，问起我在学什么，我谈起那些老师，尤其是那个严厉的数学老师，他惩罚那些多话的学生，将铁棍放在他们的指缝间，然后用力捏他们的手指。哈桑吓了一跳，说希望我永远不用被惩罚。我说我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不过我知道那和运气没什么关系。我也在课堂上讲话，但我的爸爸很有钱，人人认识他，所以我免受铁棍的刑罚。
我们坐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在石榴树的树影之下。再过一两个月，成片的焦黄野草会铺满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绵绵，比往年持续得久，到了初夏也还不停地下着，杂草依然是绿色的，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其间。在我们下面，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平顶白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院子里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在和风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们从树上摘了十来个石榴。我打开带来那本故事书，翻到第一页，然后又把书放下。我站起身来，捡起一个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这个打你，你会怎么做啊？”我说，石榴在手里抛上抛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他看起来比我记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怎么会这样呢？皱纹爬上他那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爬过他的眼角，他的唇边。也许那些皱纹，正是我亲手拿刀刻出来的。
“你会怎么做呢？”我重复。
他脸无血色。我答应要念给他听的那本故事书在他脚下，书页被微风吹得噼啪响。我朝他扔了个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红色的果肉。哈桑又惊又痛，放声大哭。
“还手啊！”我咆哮着。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渍，又看看我。
“起来！打我！”我说。哈桑站起来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儿，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个男人，刚才还在海滩愉快地散步，此刻却被浪花卷到大洋中间。
我又扔出一个石榴，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脸。“还手！”我大喊，“还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希望他还击。我希望他满足我的愿望，好好惩罚我，这样我晚上就能睡着了。也许到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样子。但哈桑纹丝不动，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个懦夫！”我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该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击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当我终于停下来，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哈桑浑身血红，仿佛被一队士兵射击过那样。我双足跪倒，疲累不堪，垂头丧气。
然后哈桑捡起一个石榴。他朝我走来，将它掰开，在额头上磨碎。“那么，”他哽咽着，红色的石榴汁如同鲜血一样从他脸上滴下来。“你满意了吧？你觉得好受了吗？”他转过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泪水决堤，跪在地上，身体前后摇晃。“我该拿你怎么办，哈桑？我该拿你怎么办？”但等到泪痕风干，我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岁生日在1976年夏天。这是阿富汗最后一段平静的和平岁月。我和爸爸的关系再度冷却了。我想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关于请新仆人的那句话。我后悔说了那句话——真的很后悔——但我认为即使我没说，我们这段短短的快乐插曲也会告终。也许不会这么快，但终究会结束。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盘子的声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谈，爸爸开始在晚饭后回到书房去，并把门关上。我则回去翻看哈菲兹和迦亚谟的书，咬指甲咬到见皮，写故事。我将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将它们保留起来，以备万一爸爸会跟我要去看，虽然我怀疑他不会。
爸爸举办宴会的座右铭是：如果没请来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个宴会。我记得生日之前一个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请名单，发现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并不认识——包括那些将要送我生日礼物以祝贺我活过十三个年头的叔伯姑姨。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非真的因我而来。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谁才是宴会上的天皇巨星。
一连数天，屋子里挤满了爸爸请来的帮手。有个叫萨拉胡丁的屠夫拖来一头小牛和两只绵羊，拒绝收下哪怕一分钱。他亲自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下宰了那些畜生。“用血浇灌对树有好处。”我记得鲜血染红树下的青草时，他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