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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彼此关系表明了位格这种意义上，这大概不是巧合。在耶稣和他的天父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并且在上帝和他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中到处都存在着的彼此关系，使得人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人际的结合成为可能。因此，在完全的、有意识的深度上，这种结合只有在基督教的基地上才成为可能。“我”
与“你”
相遇的典型形态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因为男人和女人彼此发生关系，以至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在一夫一妻制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 人的其他任何一种结合都不能为两个人之间的完美的相互补充关系提供一种同样的机会。 只要在动物界中两性化已经造成了个体之间加强了的社会化，那么，在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对立中，这样的互相补充就已经存在于萌芽状态。 但是，在人这里，大多数我们喜欢看作是自然给定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常见的行为差异，事实上属于男人和女人的角色通过社会的传统和契合所获得的一种安排。④当然，人们决不可以把这看作是某种非自然的东西，或者仅仅是某种多余的东西。毋宁说，人的性生活依赖于社会的和文化的塑型。因为与人的其他行为一样，人的性生活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明确的，而是对各种各样的塑型保持开放的。这与人的性生活不依赖于季节的交替，因而使其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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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会中的个人７８
的行为都带上了性爱的色彩，并贯穿了其他所有的行为，是紧密相连的。性生活不再是孤立的个别活动，而是与人的使命的整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此，产生出由人自己本身来自觉地调节和控制性行为的必要性。而且对人来说，在这里和在其他方面一样，社会的周围环境的影响取代了对行为的本能控制。因此，对两性关系的社会和文化的塑型，在根本上属于人的生活塑型的永久性任务。 当然，由此可以得出，没有任何一种在社会中得到贯彻的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形式是某种天然的不可改变的。这既适用于男人与女人的社会角色的对立，也同样适用于教育的理想已经影响着的心灵态度。在原则上说，抚养孩子也可以成为男人的任务，反之，打猎和进行战争也可以成为女人的任务。 也存在两性的社会角色的划分按照这种方向进行的社会。这说明，无论男人高居于女人之上这种现象多么普遍，它也决不是一种自然的事情。每次怎样分配任务才是合理的，这仅仅产生自：在每一种社会情景中，怎样塑造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才能对双方最有利，同时要考虑到只有女人才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这种状况，以及适当地调节对孩子的教育等等。不过，有理由认为我们西方人的两性之间分工的传统具有明显的优点。这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传统，把女人与房子和孩子的教育联结起来的传统，使男人担负起谋生计、面对整个社会代表家庭这些户外任务的传统。 这种形态最重要的优点是以下几种：一夫一妻制保证了男人与女人的人际结合的最佳机会；把性的结合与对下一代的责任联结起来，使它们纳入了整个社会的现实任务之中；以特殊的方式把女人与孩子以及由此与居所联结起来，这是考虑到她与孩子的特殊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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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人是什么
这种情况下，男人必须担负起为生计而操心的任务，这样一来，与社会其他部分的联系就成为他的特殊的事情。 因此，在婚姻中流传给我们的这种两性关系的形态是相当符合实际的。 但是，它不是不可改变的。 例如，这表现在不再适合当今社会现实的父权制观念的消亡上。 男人和女人角色的塑型是一个必须不断地重新加以解决并且尽可能更好地加以解决的任务。无论如何，他们的角色应该着眼于互相补充。因为通过社会角色的对立，男人和女人可能补充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吸引将变得文雅并有所提高。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普遍的平等很少能为人们提供什么帮助。只有通过使两性关系变得文雅起来，通过造就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补充的角色，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才能够成为包容整个生活的个人结合，成为“我”
与“你”
的一切联结的范例。婚姻在基督教中的意义就在于此，即两个人的全部生活成为对上帝开放着的个人结合。这一点有着深刻的意义：在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将在由他们的父母所实现的人类使命的形象的气氛中，为自己未来的生活任务做好准备。但是，恰恰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还表明，人之为个人的存在并不能穷尽在“我”
和“你”
的相遇中。 人格不仅仅在两人之间才是可能的。 它也不像一种逃避工业化生活世界的人格主义在今天想使我们相信的那样，仅仅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人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注定要成为个人，无论他与其他人是暂时还是持久地结合成为群体，以便完成或者由共同的局势所强加的、或者由自由所选择的任务。 但是，任何群体都必须准备着为补充性的、全面的结合形式服务。 若不然，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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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会中的个人９８
会失去与在终极意图中包括一切人的人类使命的关联。共同体生活对于人之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意义几乎是无法估价的。 人的一切能力的造就都受到社会的制约。 从很早的童年时代开始，它就取决于单个的人是否找到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可能性的共同体。 人的使命在共同体中具有其直接的现实性。因此，认为单个的人完全属于共同体的思想如此易于理解，甚至要比我们现代关于个人的特殊权利的信念更易于理解的多。 然而，共同体从来也不是人的使命的终极形态。其原因在于，由于人的罪而不存在一种完美的共同体。罪，即自我中心性，使个人与社会对立，并使社会与个人对立。 单个的人出于个人主义而离开了共同的使命，或者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使用社会设施，或者现存的社会把自己本身等同于人的使命，不尊重个人的人格，对他们的生活提出无限制的要求。这样，就导致了一些单个的人总是压迫另一些单个的人。 这些压迫者以社会的名义出现。 如果他们不是穿着整体利益的外衣却仅仅热衷于自己私人的自私自利，那么，就是不完善的社会形式与人的使命的终极形态混淆了。 对于这样一种独裁化了的社会，它自己本身已经不再对为人的全面结合服务而敞开自身，个人也就有权利以人的使命的名义起来反对它。 这样，在到处都郁积着的、时常公开爆发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中，共同体蜕变为单个的人的特殊利益。 但是，也存在着一种与这一颓败过程方向相反的运动，这一运动保留了在社会中作为个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这就是不断更新地、创造性地立法的过程。 这种过程我们将在下一讲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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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人是什么
注 释① 洛格斯特鲁布（Ｋ。Ｅ。Ｌｅｇｓｔｒｕｐ）
，《伦理诉求》，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３９页。② 正是黑格尔，把认可的实施看作是一切人类共同体的基本行为。 参见《哲学全书》，第４８４节，第４９０节；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编《精神现象学》（“哲学从书”
，卷一一四）
，第１４１页以下。“自我意识……只是作为被认可的东西存在”
（第１４１页）。
在现代社会学中，特别是费尔康特（ＡｌｆｒｅｄＶｉｅｒｋａｎｄｔ）
指出了认可的重要性（关于认可在青春期的特别意义，请参见艾利克森的《同一性和生命周期》，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③ 对“我”
与“你”
的关系在人成为个人方面的重要意义的洞见，说明了现代关于个人的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根源主要可以在埃伯纳（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ｔＥｂｎｅｒ）
和布伯（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
那里找到。在新教神学中，这种思想的代表者是戈迦敦、布鲁纳（ＥｍｉｌＢｒｕｎｅｒ）
等人。但是，它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在某些基本特征方面，它已经成为当代的精神财富。（请参见笔者的论文《个人》，载于《历史和当代中的宗教“百科全书”
》，卷二，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３０—２３５页）
④ 关于以下的论述，请参见舍尔斯基（ＨｅｌｍｕｔＳｃｈｅｌｓｋ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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