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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境的军事问题）感兴趣；他已经开始了把行政权力正式委托给受信任
的文官的过程，这些官员包括主要的部（吏部和户部）的尚书，特别是委托
给翰林院的七名年轻翰林学士组成的集团，他们因自己的学识和机敏而被他
选中。他还承认他对宦官（他皇室的奴仆）的依赖，这些人中有的通文识字，
并且专门受过行政的文牍工作的训练。经过了已形成的明初政治的黄金时
代，在 １４２５ 至 １４３５ 年的十年中，他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组织内廷顾问的这一
精选的集团。依赖这些人（这时他们是权位较高的翰林院官员）的格局很明
显地形成了；他们最后都拥有内廷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他们在外廷各部同时
拥有较高的官阶。担任高级职务的任期从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一直延续到第
五个十年的三杨（死于 １４４０、１４４４、１４４６ 年），集中体现了这种发展，并且
成为后来明代政府出现的一种非正规的内阁制度的象征。
就在他们任职的时期，高级的顾问大臣——大学士及其翰林院的助手—
—开始使用在皇帝进行考虑的每份奏议的封面上贴纸条的办法，纸条上概括
了奏议的内容，并提出答复奏议的诏书应采用的形式。１４３５ 年作为一个八岁
的儿童登上皇位的英宗继承了他父亲和祖父的一批年迈和受人尊敬的顾问。
在他未成年时（这种情况《皇明祖训》没有提到），对奏议起草答复的制度
由内阁全力实行；于是在谘询官员进行讨论和确定如何起草命令之前不提交
政府实行就成了定制。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是官员提议的对奏折的反应——即皇帝颁发的批
准一切行政活动的诏令——占了上风，还是懒散、堕落或者有独立意志的皇
帝容许其他的方式——也许是他们口头上把答复下达给他们的担任秘书工作
的宦官侍从，也许是由这些侍从主动拟定其他的答复——以代替这些官员们
的答复，还是到头来干脆不采取行动或根本就置之不理。把准备好的命令草
稿贴在那些要求皇帝采取行动的文件上的制度，其后果是皇帝不必再直接与
他的大臣们商讨。明朝最初几代皇帝的统治是通过廷议进行治理，这种方法
在 １４３５ 年以后英宗未成年时肯定被中断了。
建议皇帝如何作出反应的纸条是一个代替面对面商量的日益被接受的方
法；他和他的宦官们宁愿采用这一方式，而舍弃统治者及其最高级的政策顾
问们通过对问题的一致理解而作出决定的办法。因此这一方法使统治者与他
的朝廷容易相互疏远。最后，这个制度可能败坏到要求皇帝采取行动的奏议
始终没有让皇帝研究的程度。皇帝及其做秘书工作的宦官可以简单地把它们
埋在堆积如山的大量送来的文件之中，而不作任何反应，虽然通政司在收到
不断送来的奏议时保存和分发了案卷。或者皇帝在答复时可以不给内阁或执
行的部以研究有关的事项和提出合适的答复的机会。
使有条不紊的行政程序趋于崩溃的全部潜力来源于明太祖坚持他的继承
者必须发挥自己的宰相的作用的这种态度。那些不能或不愿发挥作用的继承
者可能就简单地放弃了治国的大权而交给了见风使舵的人，而身处君侧的宦
官往往更有条件来抓住这种机会。
追溯到 １４３５ 年关键的转折时期，年轻的英宗甚至在十五六岁直接进行统
治之前，已经处于明朝第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独裁者王振的影响之下。王振
非常乐意地看到一些受人尊敬和权位较高的大学士一一去世，从而使他能够
把谘询大权从内阁转到与易受影响的年轻皇帝最为接近的宦官手中。王振于
１４４９ 年在土木之战的溃败中被杀。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强大的外廷官员们
接过了权力，有力地进行治理而度过了危机，他们作出了取代英宗的皇帝（他
们的工具）正式批准的一切决定。但是在被俘的英宗在 １４５０ 年返京和在 １４５７
年最后复辟的同时，于谦承担了强有力的行政权，这使他容易遭到渎职的指
控，其他几百人，特别是那些在反对王振及其同伙时集结起来的人，也受到
猛烈的攻击。一种造成严重分裂的派系活动盛行起来了。
土木事件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危机；它带来了考验帝国政府的时期。到
那个时候，以前顺利发展的以翰林院为基地的高级士大夫的责任谘询制度已
因王振的把持朝政而陷入一片混乱。其年轻无知曾引起 １４４９ 年危机的皇帝在
１４５７ 年的复辟、皇帝对朝臣的不信任，以及派系活动产生的敌意，都预示着
内阁制度的不稳定性会继续延长下去。在英宗于 １４６４ 年死前的最后几年，有
些内廷的高级人士力图诱导统治者去注意制度化的劝谏，并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是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还必须等待宪宗和孝宗皇帝统治
下出现的朝廷和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到 １５０５ 年孝宗去世时，内阁制度可
以说已达到了发展的新高峰。
前面已经指出，宪宗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生性宽厚的人；他很快成功
地消除了长时期相互间耿耿于怀的不满情绪，或者至少使人们知道机会主义
的朝臣们再也不能利用那些老问题上下其手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他与
其朝廷的官员合作得很好。只有一个派系活动的基础在当时似乎没有消除，
那就是北方人与南方人对立的潜在的派系活动；虽然他偏爱北方人，却没有
成为排斥南方人的集团的一员。事实上，南方人的势力在他统治期间增强了。
当他登上皇位时有三名大学士：李贤（死于 １４６７ 年）、陈文（死于 １４６８ 年）
和彭时（死于 １４７５ 年）。李贤是北方人；陈、彭二人都是江西人。在所有负
责协助年轻的皇帝保持皇位的人中，李贤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他在英宗的最
后几年中曾经真正地左右过政府，而在成化统治期的最初三年又是朝廷中压
倒一切的人物。
李贤让他提名的有才干和良好名声的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虽然父
子两代皇帝对他的恩宠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士大夫，但李贤始终极力主张集体
讨论，尤其坚持一切未决定的文武官员的任命要与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讨论
后作出。因此人们对他的权力并无不满。但是他与年轻的宪宗相处时并不一
直能够按其意愿行事。例如，他在打消皇帝对门达的信任这一方面就没有成
功，门达是一个无耻的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又是李贤在朝廷的死对头。李贤
几次要求退隐，但皇帝都没有批准；李贤的父亲在 １４６６ 年去世时，事实上皇
帝甚至没有批准李去服丧。皇帝对李贤的信任很可能部分地产生于一件事：
李曾经说服垂死的英宗必须让他的正式的继承人继承皇位，并且在皇帝临终
时使父子两人在一起充满感情地和解了。
在当时，李贤及其周围的高级官员出于许多原因，正处于能影响新皇帝
统治的强有力的地位。尤其是李贤，他决定施加最强烈的可能起指导作用的
影响。有一次，在 １４６４ 年夏天，还不满 １７ 岁的皇帝登基后不久，老祖父似
的 ５５ 岁的李贤就一次袭击京师并把太庙的树连根拔起的带冰雹的风暴的含
意与他认真地谈了一次话。李贤告诉这个青年：“天威可畏，陛下当凛然加
省，无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图国是。”①历史学家评论说，在一切可能
的情况下庄重地提出这样直率的私人劝导，对这个年轻皇帝及其统治初期具
有约束性的影响，并且把内阁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也许是这样。但是宪宗也表现了超脱的不偏不倚的品质；他似乎从不为
任何官员集团或任何中心政策所左右。当他统治初期的三名权位较高的大学
士被人接替和其他人被增补时，他把一些像刘定之（死于 １４６９ 年）和商辂
（１４７７ 年退隐）那样的杰出的士大夫安排到内阁中来。但他也任命了不道德
的万安（死于 １４８９ 年）和刘吉（死于 １４９３ 年）及其他一些名声不佳的人。
从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起，他对声名狼藉的宦官汪直（１４７６ 至 １４８２ 年掌权）和
梁芳（１４７６ 年至 １４８７ 年掌权）以及对万氏庇护下的一批无耻之徒的依赖，
危及了正直官员的影响和削弱了他内阁的审议作用。更糟糕的是，他发展了
不顾他的朝廷的毛�